第二部 在少女们身旁 第一卷 斯万夫人周围（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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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菲德尔，下文中的希波托斯、奥侬娜、阿里西皆为《菲德尔》中的人物。
终于，在观众狂热的掌声中，我最初的赞佩之情爆发了。我也鼓起掌来，而且时间很长，希望拉贝玛出于感激而更加卖力，那样一来，我便可以说见识过她最精湛的演技了。奇怪的是，观众热情激昂的这一时刻，也正是拉贝玛作出美妙创新的时刻（我后来才知道）。当某些超先验的现实向四周投射射线时，群众是最早的觉察者。例如，发生了重大事件，军队在边境上处于危急之中或者溃败，或者告捷，这时传来的消息模糊不清，未给有教养者带来任何重要信息，但却在群众中引起巨大震动。有教养者不免对震动感到吃惊，但当他们从专家那里获悉真实的军事形将以后，就不能不佩服民众觉察这种“光晕”（它伴随重大事件，在百里之外也可被人看见）的本领。人们获悉战争捷报，或者是在事后，在战争结束以后，或者是在当时，从门房兴高采烈的神气中感知。同样，人们发现拉贝玛演技精湛，或者是在看完戏一周以后从批评家那里得知，或者当场从观众的喝彩声中得知。然而，群众的这种直接认识往往和上百种错误认识交织在一起，因此，掌声往往是错误的，何况它是前面掌声的机械后果，正如风暴使海水翻腾，即使当风力不再增大，海浪也仍然汹涌一样。管他呢，我越鼓掌就越觉得拉贝玛演得好。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普通妇女说：“她可真卖劲，用力敲自己，满台跑，这才叫演戏哩。”我很高兴找到这些理由来证明拉贝玛技艺高超，但同时也想到它们说明不了问题。农民感叹说：“画得多么好！真是妙笔！瞧这多美！多细！”这难道能说明《蒙娜丽莎》或本韦努托①的《珀耶修斯》吗？但我仍然醉饮群众热情这杯粗酒。然而，当帷幕落下时，我感到失望，我梦寐以求的乐趣原来不过如此，但同时，我需要延长这种乐趣，我不愿离开剧场从而结束剧场的经历——在几个小时里它曾是我的生活，我觉得直接回家好比是流放；幸亏我盼望到家以后能从拉贝玛的崇拜者口中再听到关于她的事，这位崇拜者正是那位使我获准去看《菲德尔》的人，即德·诺布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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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韦努托（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
晚饭前，父亲把我叫进书房，将我介绍给德·诺布瓦先生。我进去时，大使站起来，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向我伸出手，蓝色的眼睛关注地看着我。在他作为法兰西的代表的任职期间，人们往往将过往的外国人介绍给他，其中不乏多少有点名气的人物，甚至著名歌唱家；而他明白，有朝一日，当人们在巴黎或彼得堡提起这些人时，他便可以夸耀说曾在慕尼黑或索非亚和他们一同度过夜晚，因此他养成了这种习惯：亲切地向对方表示认识他有多么荣幸。此外，他认为，在外国首都的居留期间，他既能接触来往于各国首都的有趣人物，又能接触本地居民的习俗，从而对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以及对欧洲的文化运动获得深入的、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因此他在每个新来者身上应用尖锐的观察力，好立即弄清楚站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长久以来，他不再被派驻国外，但每当别人向他介绍陌生人，他的眼睛便立即进行卓有成效的观察，仿佛眼睛并未接到停职通知，同时他的举止谈吐试图表明新来者的名字对他并不陌生。因此，他一面和气地、用自知阅历颇深的要人的神气和我谈话，一面怀着敏锐的好奇心，并出于他本人的利益而不停地观察我，仿佛我是具有异域习俗情调的、颇具教益的纪念性建筑物，或者是巡回演出的明星。因此他既象明智的芒托尔①那样庄严与和蔼，又象年轻的阿纳加西斯②那样充满勤奋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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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芒托尔，古希腊神话中的智者。
②阿纳加西斯，公元前六世纪哲学家。此处指十八世纪出版的《青年阿纳加西斯希腊游记》。
关于《两个世界评论》，他绝口不提为我斡旋，但对我过去的生活及学习，对我的兴趣，却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这是头一次听见别人将发挥兴趣爱好作为合理的事情来谈论，因为在此以前，我一直认为应该压制兴趣爱好。既然我爱好文学，他便使话题围绕文学，并且无比崇敬地谈论它，仿佛它是上流社会一位可尊敬的、迷人的女士。他曾在罗马或德累斯登与她邂逅而留下美妙的回忆，但后来由于生活所迫而很少有幸再与她重逢。他带着几乎放荡的神情微笑，仿佛羡慕我比他幸运、比他悠闲，能与它共度美好时光。但是，他的字眼所表达的文学与我在贡布雷时对文学所臆想的形象完全不同，于是我明白我有双重理由放弃文学。以前我仅仅意识到自己缺乏创作的天赋，而现在德·诺布瓦先生使我丧失创作欲望。我想向他解释我的梦想。我激动得战栗，唯恐全部话语不能最真诚地表达我曾感觉到、但从未试图向自己表明的东西。我语无伦次，而德·诺布瓦先生呢，也许出于职业习惯，也许出于要人们所通常具有的漠然态度（既然别人求教于他，他便掌握谈话的主动权，听任对方局促不安、使出全身解数，而他无动于衷），也许出于想突出头部特点的愿望（他认为自己具有希腊式头型，尽管有浓密的的颊须），当你向他阐述时，他的面部绝对地静止不动，使你以为面前是石雕陈列馆里一座古代胸像——而且是耳聋的！突然间，就像拍卖行估价人的锤声或者代尔夫的神谕，响起了大使的回答，它令人激动，因为你从他那木然的脸上无法猜到他对你的印象或者他即将发表什么意见。
“正巧，”他不眨眼地一直盯着结结巴巴的我，突然下结论似地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mutatismutandis①，和你一样。（于是他用一种安慰的口气谈起我们的共同倾向，仿佛这不是对文学，而是对风湿病的倾向，而他想告诉我我不会因此丧生）。他放弃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外交仕途，不顾流言蜚语投身创作。当然他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两年以前——他的年龄当然比你大得多——他发表了一部作品，是关于对维多利亚—尼昂萨湖②西岸的‘无限性’的感触。今年又写了一本小册子，篇幅稍短，但笔锋犀利，甚至尖刻，谈的是保加利亚军队中的连发枪。这两本书使他成为了不起的人物。他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不会中途停下来的。在伦理科学院里，人们曾两三次提到他，而且毫无贬谪之意，虽然目前还未考虑提他为候选人。总之，他还不能算声誉显赫，但他的顽强搏斗已经赢得了优越的地位和成就。要知道成功并不总是属于那些骚动者、挑拨者、制造混乱者（他们几乎都自命不凡）。他通过努力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