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三章（第16/33页）

因为，德·夏吕斯先生一时间已成了维尔迪兰夫人心腹中的心腹，成了谢巴多夫亲王夫人第二。维尔迪兰夫人对自己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并没有多大的把握，比之亲王夫人的地位就差多了，心想，亲王夫人如果一心想看看小核心，那是因为她瞧不起别的人，而偏爱小核心。这一虚情假意正是维尔迪兰夫妇的本性所在，凡他们不能与之来往的人都一概被他们说成讨厌鬼，人们定能相信，女主人会相信亲王夫人长着铁石心肠，见了美男子不动心。但她固执己见，并坚信，就是对贵夫人也一样，她不愿与讨厌鬼打交道是坦诚相见并追求理智。何况，对维尔迪兰夫妇来说，讨厌鬼的数目在减少。在海浴生活中，一次引见不至于对日后造成麻烦的后果，而在巴黎人们对这种后果有可能十分恐惧。一些显赫人物，未携带自己的妻子来巴尔贝克，这就为一切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他们主动接近拉斯普利埃，于是讨厌鬼们摇身一变成了风流雅士。盖尔芒特亲王便是这种情况，倘若德雷福斯主义的吸引力没有如此强大，可以使他一口气就登上通往拉斯普利埃的坡路，那么即使亲王夫人不在也不至于使他下决心以“单身汉”的身分去维尔迪兰家，不巧的是那天正赶上女主人外出不在家。再说，维尔迪兰夫人也不敢肯定，他和德·夏吕斯先生是否属于同样的上流社会。男爵确实说过，盖尔芒特公爵是他的兄弟，但这很可能是一位冒险家的谎言。尽管他表现得那么风流潇洒，那么可亲可爱，对维尔迪兰夫妇又是那么“忠心耿耿，”但女主人还是犹豫再三，不知道是否该邀请他和盖尔芒特亲王一起来。她请教了茨基和布里肖：“男爵和盖尔芒特亲王，行不行。”“我的天，夫人，要请两个中的一个，我认为可以说……”“请两个中的一个，那还用我来问？”维尔迪兰夫人生气了，又说。“我问你们是不是请他们一块来可行？”“啊！夫人，这些个事是很难说清楚的。”维尔迪兰夫人话里没有任何恶意，她对男爵的作风确信无疑，但当她这么说时，心里却根本不这么想，而只想知道可否同时邀请亲王和德·夏吕斯先生一起来，只是想知道这样做是否会合拍，她使用这些现成的用语不带丝毫的恶意，这些用语在艺术的“小圈子”里是很上口的。为了用德·盖尔芒特先生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她想在午饭后，带他去参加下午的一个行善节，节上，一些沿海船员将表演出航盛况。但由于她没有时间样样都管，便委派其心腹中的心腹男爵行使她的职责。“您晓得，不应该让他们象铸模似的呆着不动弹，应当让他们来来往往，表现出繁忙的场面，我弄不清那里的种种名堂。可您呢，您常到巴尔贝克海滨码头，您可以让他们好好练练，反正累不了您。您可能比我更内行，德·夏吕斯先生，您更懂得如何使唤小船员们。不过，我们毕竟是为德·盖尔芒特先生自找苦吃。他说不定是赛马场上的大笨蛋。唷！我的上帝，我说赛马骑师的坏话，对了，我好象记起来了，您就是骑师。哎！男爵，您没有回答我，您是不是骑师？您不想和我们一起出去吗？拿着，这是我收到的一本书，我想它会使您感兴趣。这是鲁雄的书。书名很别致：《男人之间》。”

至于我，我对德·夏吕斯先生常常取代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尤为高兴，因为我与亲王夫人合不来，为一件微不足道但积怨甚深的事闹翻了。有一天，我坐在小火车上，同往常一样，我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体贴入微，这时，我看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上车来了。她的确是来卢森堡公主家住几个星期的，但由于我每天都要去见阿尔贝蒂娜，因而一直没有答复侯爵夫人及其王室女主人的邀请。我见到我外祖母的朋友感到内疚，出于纯粹的义务（并未离开谢巴多夫亲王夫人），我同她聊了很长时间。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却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旁边坐的女友是何许人，但她却不愿认识她。到了下一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离开车厢，我甚至责备自己没去扶她下火车。之后，我又坐到亲王夫人身边。然而，好象是——处境不牢靠，而又怕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生怕被人瞧不起的人常有的灾难——眼看说变就变。谢巴多夫夫人埋头看她的《两个世界评论》，回答我的问题时唇尖都懒得启动，最后竟说我使她感到头疼。我一点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当我向亲王夫人告辞时，习惯的微笑照不亮她的面子，冷冷的客套拉下她的下巴，她甚至连手都不伸给我，而且此后再也不同我说话了。可她不得不对维尔迪兰夫妇说话——但我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一问维尔迪兰夫妇我礼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是否不妥，他们便异口同声争着回答：“不！不！不！才不是！她不喜欢亲热！”他们不愿从中挑拨引起我同她的不和，但她最终使人相信，她对殷勤体贴无动于衷，是一个与这个上流社会的虚荣心格格不入的人物。只有见识过这样的政客，他自上台以来，被认为是最全面、最强硬、最难接近的政坛人物；只有亲眼看到政客失势时，面带恋人般容光焕发的微笑，卑躬屈膝地乞求某个记者那高傲的敬意；只有目睹了戈达尔大夫的复兴（他的新病号把他看作僵硬的铁杠子）；而且只有弄清楚了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处处表现出的高傲，反时髦，乃是多么痛苦的爱恼，乃是多么时髦的惨败所酿成的苦酒，方才可以悟出这样的道理，就是，在人类社会，法则——它自然包含着例外——必然是这样的：狠心人是人们不愿接受的弱者，而强者，则很少考虑人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他们，却独有被庸人视为弱点的这般温情。

再说，我不该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妄加评论。类似她的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一天，在安葬盖尔芒特家族的某个人时，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要人向我指了指一位身材瘦长、面貌英俊的先生。“在全盖尔芒特家族里，”我身边的那个人对我说，“这个人是最出奇、最特别的。他就是公爵的兄弟。”我贸然直言相告，他弄错了，这位先生，与盖尔芒特府无亲无故，他叫富伦埃—萨洛费丝。那要人立即转过身去，此后就再也不同我打招呼了。

一位大音乐家，学院院士，达官贵人，他认识茨基，路经阿朗布维尔，那里他有一个外甥女，来参加维尔迪兰家的一次星期三聚会，德·夏吕斯先生与他格外亲热（应莫雷尔的请求），主要是为了回巴黎以后，院士能让他出席各种有小提琴师参加演奏的私人音乐会，排练之类的活动。院士受到了吹捧，何况又是风流男子，便满口应承并说到做到。男爵对这位人物（况且就此君而言，他唯女人是爱）感激涕零，此君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提供了诸多方便，使他得以在种种正式场合看到莫雷尔，在这种正式场合，外行人是不能涉足的，著名艺术家为年轻有为的演奏高手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在才能相当的小提琴手之间，对他偏宠偏爱，点名要他在想必有特殊影响的音乐会上亮相，使他得以登台表演，露面扬名。但德·夏吕斯先生并未意识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这位恩师，大师对他可谓功上有功，或者不如说罪上加罪，因为他对小提琴手及其尊贵的保护人之间的关系无所不知。他对他们的这种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当然不是指他对此热衷，他除了理会女人的爱恋之外，理会不了别的什么恋爱，因为女人的爱情曾激起他全部的音乐灵感，他对他们的关系大开方便之门，是由于道德上的麻木，职业上的纵容与热心，以及上流社会社交的热情和时髦。至于这种关系的性质，他丝毫不加怀疑，以至初来乍到拉斯普利埃赴晚宴，就谈起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仿佛是谈论一个男人和他的情妇，他问茨基：“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很久了？”但是，堂堂上流社会人士，岂能让有关人员看出蛛丝马迹，万一在莫雷尔的同伙里传出了闲言碎语，他准备好加以抑制，准备让莫雷尔放心，慈父般地对他说：“如今人们对谁都这么议论，”他一再说男爵的好话，男爵听得很顺耳，而且很自然，不可能在名师身上联想到有多大缺德，或者有那么多美德。因为，人家背着德·夏吕斯先生说的那些个话，以及有关莫雷尔那些“似是而非”的话，谁也不会那么卑鄙，对他搬弄一番。不过，这简单的情况就足以表明，甚至这件事受到普遍的诋毁，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一个辩护士：“闲话”，它也一样，或者它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因此觉得它特别的难听，或者它告诉我们有关第三者的什么事，而我们对此又不明真相，因此有其心理价值。“闲话”不允许思想躺在其虚伪的目光上面睡大觉，以虚伪眼光观察问题，以为事情如何如何，不过是事情的表面现象而已。“闲话”又用理想主义哲学家的魔术妙法将事物的表象掉了个面，顿时让我们看到魔术蒙布反面不容置疑的一角。德·夏吕斯先生也许想象得到某个女亲戚说过的这番话：“怎么，你要梅梅爱上我？你忘记我是一个女人了吧！”不过，她对德·夏吕斯先生确有一种情真意切的爱慕。对维尔迪兰夫妇来说，他没有任何权力指望他们的爱恋和善意，他们远离他时说的话（岂仅是话而已，下面即可看到），与他想象可以听到的话，也就是说当他在场时听到的那些议论的回光返照，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怎么不令人惊讶？唯有他在场时听到的那些话，才用绵绵情意的题词装点着理想的小楼阁，德·夏吕斯先生不时来此仙阁独温美梦，此时，他往往在维尔迪兰夫妇对他的看法里掺进一阵子他自己的想象。那里的气氛多么热情，多么友好，休息得多么舒服，以致德·夏吕斯先生在入睡之前，非来此小楼消除一下烦恼不可，他从小楼出来，没有不带微笑的。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种楼阁是对称的，我们以为是独一无二的那幢楼阁的对面，还有另一幢，可我们一般都看不见，但却是实在的，与我们认识的那幢适成对称，但却截然不同，其装饰与我们预想要看到的大相径庭，仿佛是居心叵测的敌意与令人发指的象征所构成，令我们惊恐不已。德·夏吕斯先生恐怕要吓破胆的，设若他由着某种闲言的纵容，进入反向的一幢楼阁，那闲言犹如侍从仆役上下的楼梯，只见楼梯上，房门上，被那些心怀不满的送货人和被解雇了的仆人乱涂着一些猥亵的字画！但是，正如我们没有某些飞鸟所具有的识别方向的感觉，我们也没有识别能见度的感觉，就象我们缺乏测距的感觉一样，我们总以为周围的人们对我们密切关注着，其实恰恰相反，人们根本就未曾想到我们，而且也不去揣测，此时此刻，别的人是否只关心我们。就这样，德·夏吕斯先生在受骗上当中生活，就象鱼缸里的鱼，它以为它游的水一直延伸到鱼缸玻璃的外面去，其实，鱼缸给它造成了水的映象，与此同时，它却没有看见在它身边，在暗处，游人正兴致勃勃地看它尽情戏嬉，也看不见拥有无限权力的养鱼人，在意外的倒霉的时刻，毫不留情地把它从它喜欢生活的地方拽出来，又把它扔到另一个地方去，眼下，对男爵的这一时刻推迟了（对男爵来说，在巴黎的养鱼人，将是维尔迪兰夫人了）再说，民众，说到底只不过是个体的集合体，可以提供更为广泛的范例，其每个部分又是与事实相符的，来说明这种深刻的、顽固的和令人惶惑的盲目性。至此，如果说这种盲目性使得德·夏吕斯先生在小核心里言辞弄巧成拙，或者大胆得令人暗笑，那么，在巴尔贝克，这种盲目性尚未曾、也不该对他造成麻烦。一点蛋白质，一点糖，一点心律不齐，尚不致妨碍那些自我感觉不到的人继续过正常的生活，而唯有医生才从中发现大病将至的先兆。目前，德·夏吕斯先生对莫雷尔的爱好——柏拉图式或非柏拉图式的——只是在莫雷尔不在的时候，驱使男爵情不自禁地说，他觉得他很美，心想，这话大家听了，只会作清白无辜的理解，他就可以象精明人那样应付自如，即使被传到庭作证，也不怕深追细究，追究细节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对他不利，但实际上，正是因为细节本身的缘故，反比装腔作势的被告传统的抗议要来得更为自然，更不同凡响。在西东锡埃尔至橡树圣马丁——或回程反方向——之间，德·夏吕斯先生总是那么无拘无束，爱谈论那些似乎有怪习惯的人，他甚至故意添上一句：“总而言之，我说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以便自我表现一番，显示他与他的听众在一起是多么惬意。他们确很惬意，条件是他必须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而且他必须心中有数，知道听众由于轻信或受过良好的教育会对此沉默不语，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