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三章（第17/33页）
当德·夏吕斯先生不谈他对莫雷尔美貌的赞赏时，仿佛这种赞赏与一种所谓的恶癖的嗜好毫无关系似的，这时，他便谈论起这种恶癖，但似乎这种毛病与他毫无干系。有时候，他甚至毫不犹豫地直呼其名。由于他看了几眼他那卷巴尔扎克的漂亮的精装书，我便问他，在《人间喜剧》里，他比较喜欢的是什么，他一边回答我，一边把他的思路引向固有的概念：“这一整部，那一整部都喜欢，还有那一部部小袖珍本，象《本党神甫》、《被抛弃的女人》，还有一幅幅巨型画卷如《幻灭》系列书。怎么，您不知道《幻灭》？美极了，卡洛斯·埃雷拉乘自己的四轮马车路经城堡之前问城堡名的当儿，漂亮极了：这就是拉斯蒂涅克，他过去爱过的那个年轻人的住宅。而神父则掉进一种幻想里，斯万管它叫鸡奸的《奥林匹奥忧伤》，真是妙趣横生。还有吕西安之死呢！我已经记不起哪个风流雅士，有人问他在他一生中最使他痛苦的事件是什么，他作了这样的回答：‘《盛衰记》里吕西安·德·吕邦普雷之死。’”“我知道这一年巴尔扎克走红运，就象上一年悲观失望一样，”布里肖插语道，“但是，我冒着冒犯巴尔扎克卫道士的风险，上帝惩罚我吧，我并不想追求文学宪兵的角色，为语法错误开违警通知书，我承认，我看您对他们令人惊惶失措的胡言乱语推崇备至，认为是生花妙笔，可我总觉得他不过是一位不甚严谨的誊写员。我读过您跟我们谈到的《幻灭》，男爵，我拼命挣扎着要达到入教的虔诚，可我头脑极其简单地忏悔说，这些连载小说，通篇是夸张的辞藻，编成双倍、三倍的大杂烩（《幸福的爱丝苔丝》，《歪门邪道通何处》，《老年得爱是几何》），老是给我造成《罗冈博尔》那种神秘的效果，这部作品受到了一种不好明言的宠爱，才被推上岌岌可危的杰作的地位。’“您这么说，那是因为您不了解生活，”男爵倍加恼火，因为他感到，布里肖既不明白象他这样的艺术行家的道理，也不懂得别的道理。”我明白，”布里肖说，“您摆出弗朗索瓦·拉伯雷的架势说话，是想说我是索邦神学院派的古板，呆板，死板。然而，我跟同学们一样，我喜欢一本书给人真诚的印象和生活的气息，我并不是学院派……”“拉伯雷的时刻①，戈达尔大夫插了一句，脸上已不再有疑色，却显得风趣而胸有成竹。“……那些学院派立志根据听命于夏多布里昂子爵的林中修道院院规从事文学，那可是装腔作势的大师，他们按人文主义者的严格规则从事。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夏多布里昂土豆烤牛排②吗？”戈达尔大夫又插了一句。“他就是善会的老板，”布里肖只管接着往下说，未曾理会戈达尔大夫的玩笑，但戈达尔大夫却相反，他被学者的话弄得惶惶不安，焦虑地看着德·夏吕斯先生。布里肖刚才对戈达尔的话似乎缺乏敏感，因为戈达尔那句同音异义文字游戏倒引出谢巴多夫亲王夫人的丹唇微微一笑。“同教授在一起，完美无缺的怀疑论者尖酸刻薄的讽刺永远不会丧失他的权利。”她亲热地说，以表示医生的“话”她并非视而不见。“智者必然是怀疑论者，”大夫答道。“我知道什么呢？YvwCotOeavrov③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这是很正确的，凡事过分则成弊。但我万分惊讶，心想，凭这句话就足以使苏格拉底留名至今了。这种哲学里有什么呢？没什么东西嘛。人家想，钱戈大夫和其他人岂不劳苦功高上千倍了，他们起码靠点本事，靠着治疗象全瘫综合症消除瞳孔放射的本事，可他们几乎被忘光了！总之，苏格拉底，他并没有什么出奇。他属于那些无所事事，成天游手好闲、争论不休的那帮人。这好比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讲得很漂亮。”“我亲爱的……”戈达尔夫人请求道。“自然喽，我妻子抗议了，一个个都得了神经官能症。”“可是，我可爱的大夫，我没得神经官能症，”戈达尔夫人嘟哝着。“怎么，她没患神经官能症？她儿子生病的时候，她出现了失眠症状。不过，我承认，苏格拉底及其同类，对于高层文化，如果要具有陈述的才能，那还是有必要的。我给我的学生上第一课，我总是先引YvwCotOeavtov。布夏老懂得这话，对我称道了一番。”“我不是为形式而形式的追随者，更不会积万年古韵去做诗，”布里肖又说。“但是，《人间喜剧》——却很少人情味——仍然是与那些艺术超过内容的作品太背道而驰了，正如奥维德那首高明的讽刺诗所说的。可以选择半山腰上的一条小路，它可以通往默东疗养院，或通往费尔内的幽静去处，与狼谷距离相等，勒内就是在狼谷出色地完成了一个严厉主教的使命，它与雅尔迪的距离也相等，在那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虽受到通达吏助手们的纠缠，仍继续作为虔诚的使徒，为一个波兰女人涂写莫名其妙的大白字。”“夏多布里昂比您说的更富有生气，巴尔扎克也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德·夏吕斯先生答道，至今与斯万志趣相投，不可能不被布里肖所激怒，“大家不懂得的情感，或大家加以研究只是为了将其摧残的这种情感，巴尔扎克却通通了如指掌。且不重提不朽的《幻灭》，《撒拉逊女人》，《金眼姑娘》，《荒漠里的爱》，乃至十分神秘的《假情妇》，也都一一证实了我说的话。当我对斯万谈到巴尔扎克在这方面‘非同寻常’时，他对我说：‘您跟泰纳意见不谋而合。’我没有荣幸认识泰纳先生，”德·夏吕斯先生补充道（带着上流社会人士常有的令人气恼的习惯，总要加上毫无用处的“先生”两字，似乎把一个伟大作家称作先生，就象为他颁发了荣誉，或许可以保持距离，并想方设法让人知道，他们不认识他了，“我不认识泰纳先生，但我能同他不谋而合感到不胜荣幸之至。”不过，尽管德·夏吕斯先生有这种庸俗可笑的习惯，但他还是极聪明的，有这种可能，倘若某桩旧婚姻将他家与巴尔扎克家结成亲戚，他会感到（且不亚于巴尔扎克）一种满足，并会情不自禁地炫耀一番，好象是在炫耀一种令人羡慕的高贵的招牌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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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传，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从罗马回巴黎，途经里昂，住在一家客店里，可他没有钱付账。于是他在房间明眼处放一个小包，上写：“给国王的毒药”，店老板见了，惊恐万状，连忙通知骑警队，把拉伯雷解到巴黎。国王看到拉伯雷，笑着请他吃饭，使他摆脱了困境。后来，这一典故引伸为令人恼火、使人不快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