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一章(第3/4页)

“让我死了吧!让真主惩罚我!让魔鬼整治我!这是多么可怕的灾祸!我的乖孩子,我的生命的生命,我的可怜的!”妇女捶胸顿足,又狠狠地打自己的嘴巴。人们拉也拉不住。

泪水、尘垢和痛苦使妇女的脸变了相。伊力哈穆急切中分辨不出这个人的面容。但是他觉得很面熟。“难道是她?”伊力哈穆冲到了那个妇女面前,“乌尔汗姐!乌尔汗大嫂!是您吗?您这是怎么了?”

乌尔汗没有任何反应。她哭着,叫着,抓着自己的头发,撕着自己的衣衫,她又要打自己,伊力哈穆死命拽住她的手。她哽咽了,说不出一句话,突然,一头栽倒。

伊力哈穆一把扶住了她,然后轻轻地帮她坐在地上,靠在自己的行李上。他问周围的已经不多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情?您不知道吗?”一个戴着羊皮圆帽的老人回答,“她是从霍城的清水河子返回来的乘客……她丢了儿子。那里,也有的孩子丢了父母;昨天这儿还有一个狗崽子,他上车要跑,他的老妈妈拉着他不让他走,他竟然一脚把老妈妈给踹倒在地上!不像话哟!”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戴羊皮圆帽的老人向伊力哈穆翻了翻眼,对他的问题感到奇怪。这时,正好一辆小汽车风驰电掣地从街心驶过,老人迷惑地指着伏尔加牌小车说道:

“说是因为他们哪!”

透过扬起的团团烟尘,伊力哈穆看到了苏联领事馆的标志。

伊力哈穆明白了。

伊力哈穆是有思想准备的。在工厂,他已经多次听到了传达报告,上边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变成了修正主义,说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大骂了斯大林。当时还是新党员的伊力哈穆听了别别扭扭,好像是吃了不洁的食物。一九五九年,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活动中,伊力哈穆似懂非懂地学习了三个有关文件,一个是《列宁主义万岁》,一个是《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奋勇前进》,还有一篇叫什么,他想不起来了。距离伟大的祖国中国与他的故乡伊犁只有几十公里的、过去说是非常伟大甚至更加伟大和先进的、无敌的苏联,现在与中国掰了,他不免触目惊心。今年以来,家乡的里希提书记和他的妻子米琪儿婉也通过信件报道了正酝酿在伊犁、塔城地区人们头上的黑云恶雨。五月初,伊力哈穆离厂前夕获得了在塔城一些地方人心浮动,说是有国内外敌人诱骗裹胁边民外逃的消息。在他这次动身前夕,厂党委第一、二把手和他谈了整整三个多小时。党委书记说:

“与其说是回家,不如说你是出发到硝烟弥漫的火线上去。斗争是激烈、复杂、曲折的。伊犁人民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艰巨的斗争正在等待着你。我们的先人曾经为了不让侵略者的魔掌攫取可爱的伊犁而奋战。我们的父兄曾经为了不让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美丽的伊犁而流血。现在,轮到你,伊力哈穆同志,为保卫和建设那神圣的土地而献身了!祝你胜利!我们全厂、全新疆和全国的工人弟兄们都在注视着你!”

书记讲得高屋建瓴,大气磅礴,伊力哈穆是五体投地,深受教育,但他仍然不无迷惑,书记讲得太像《人民日报》社论了,他还没有那个一接触社论就联系得上家乡的实际的水平与思维习惯。而只要一提到家乡伊犁,他马上想到的是绿洲,是果园,是奶牛,是花头巾,是唱歌,是伊犁大曲,是土造啤酒,是俄式四轮马车狄西罗,是小伙子们的放肆的狂笑,是夏牧场上的哈萨克牧民帐篷和他们酿制的酸马奶……他想象不出伊犁是如何变成了国内外政治角斗的前沿杀场,到处是明枪暗箭、火并死掐、硝烟四起、不共戴天……

是的,他全然没有料到,当他这一次重又踏上家乡的亲爱的土地的时候,在不知第几百次高谈阔论了伊犁的得天独厚的奶油与蜂蜜之后,紧接着迎接他的竟是稀少的行人、萧条的市面、紧闭的门窗、惶恐的目光,还有乌尔汗的那摧肝裂胆的惨叫!人们不是都说,伊犁人是最乐观,最少忧虑的吗?不是说,伊犁人哪怕只剩下两个馕饼,也还要拿出一个当作手鼓敲打着起舞吗?解放十多年了,人们都相信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繁荣,如果有什么困难麻烦,也只不过是暂时的插曲,转眼间一切都会是美妙无比。在解放路的街心,不是总有穿着彩色的连衣裙,系着争鲜斗妍的各色头巾的姑娘们挽着手臂,唱着歌儿行进吗?在西沙河子的林阴道上,不是总有摇响着脖子上的铜铃、甩动着耳边的红缨的四套马拉动的俄罗斯式四轮马车,载着刚刚喝完喜酒的欢歌笑闹的人群欢天喜地、风驰电掣而过吗?这个一年四季,室内室外,到处是鲜花和绿茵,到处是瓜果的甘美、油肉的丰腴、酪奶的白嫩、醇酒的酣畅的地方到底遇到了什么灾祸?

乌尔汗渐渐睁开了眼睛,僵硬地弯曲着的手臂无力地垂了下来。她茫然看了伊力哈穆一眼,若有所思。一滴浑浊的、大大的泪珠,停留在她的眼角上。

“乌尔汗大嫂,告诉我,您怎么了?”

“早晨,没有把孩子交给我……上车的时候……波拉提江……丢了。”乌尔汗用微弱的声音好不容易才答了这么几句。

戴羊皮圆帽的老人走过来,向伊力哈穆介绍说:“早上,去霍城清水河子边界的班车,都是些要到那边去的家伙,秩序混乱极了。车开了,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哇哇哭叫着‘妈妈!妈妈!’后来不知道被谁抱走了。这大概就是她的儿子波拉提江吧?那时候光顾上车,不管孩子,现在又回来找来了,到哪里找去!”

“乌尔汗大嫂!您——您也想到‘那边’去?”伊力哈穆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似乎有一股寒气袭来,他盯着乌尔汗,目光里流露着惊疑、困惑,也许还有痛楚。

长久的沉默,乌尔汗闭上了眼睛。终于,她又睁开了眼,吃力地,坚决地说:

“杀了我吧!枪毙了我吧!抓起我来,鞭挞我吧!但是,我不到‘那边’去,不去,哪里也不去!”

“对呀!到哪里去?离开故乡,离开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唉……愚蠢的可怜的人哪!”老人摇着头,叹着气,自言自语地走掉了。

知道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再多问也没有用。伊力哈穆安排乌尔汗躺靠在行李上休息,他转身向解放路派出所走去。派出所离这里不远,是当年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先生居住过的地方。宽敞的走廊,满院的树荫,雕花的实木门窗给人一种安详适意的印象。伊力哈穆进去,到了值班室,一个穿着白色民警服装的锡伯族女同志在那里值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