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第4/7页）

十一月初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由此可见，在派系斗争的混乱背后，有着理性的政治与社会诉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二○○七年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一九六六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九

“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六斋丢了东西，就是我张育海干的。”我隔着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见他瘦高挑儿，背着破书包，双手叉腰，几颗青春痘随着嘶喊在脸上跳跃。我回应说一凡不在，他这才骂骂咧咧走开。自打他勾上一凡，六斋从此不得安宁，大家嫌他痞，劝一凡少跟他来往。

他所在的高二二与我们高一五两班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属“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斋外，主要还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按张育海的说法：“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

要说他可是正牌好学生。学校曾实行免修制度，通过免修考试者可在自修室自学。期中数学考试，他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就交了卷还得了满分，除了数学还免修英文。　“文革”期间，他主持数学改革研讨会，连特级教师张子谔都来了。他反客为主，在黑板上纵横勾连，眉飞色舞。若无社会巨变，他本来是块当教授的料。

除了功课好，打篮球、游泳、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绝——只见他嘴唇嘬圆，用两腮每块肌肉控制气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问，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来一听这曲子就会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国，因车祸多年前身亡。母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独自把他们拉扯大了。

张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个有望升官的同学，“将来嘛，他会过得很殷实，不到四十岁就秃顶”，边说他边模仿那干部派头：懒洋洋陷在沙发里，俩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转动。

这高二二能量大，居然一下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牟志京主编的《中学文革报》，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另一份是张育海和几个同学办的《只把春来报》。这报名是他起的，用毛泽东诗句一语双关。第二期发表了他写的《论出身》，与遇罗克的《出身论》相呼应。相比之下，《中学文革报》影响大得多，波及全国，《只把春来报》也跟着沾光。我帮他们卖过报，沿街叫卖。人们一听是四中办的，又和出身有关，争相抢购。

高二二办报闹得满城风雨，高一五不甘落后，由一凡挑头，决定为大家做一个纪念章。设计方案是马恩列斯毛并列头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几个红字。用尽浑身解数，我们从七机部搞到最佳铝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艺术家设计，最后到珐琅厂制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却节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许把毛与四大领袖并列。

一九六七年深秋，高一五和高二二纠集了十几号人，前往永定门外珐琅厂。行动指挥是张育海和我们班的徐金波。打仗先布阵——史康成、郎放和吴伟国守在厂门口，骑车待命；从厂门口到车间沿途安插几个腿脚利索的，装成闲人。由一凡出面跟厂方交涉，张育海如影随形。威胁利诱无效，一凡恳求管模具的刘师傅冲个样品作纪念。刘师傅递过样品，张育海一把抢走模具，夺路而逃，几经转手传到大门口，由史康成和郎放打掩护，吴伟国骑车扬长而去。工人们边追边喊：“抓住那瘦高个儿，他是带头的……”张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厂方扣下三名人质，却问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

在六斋胜利会师，七嘴八舌，从不同角度回放惊心动魄的一刻。张育海有点儿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斗牛士之歌》。

一九六八年秋，工宣队要隔离审查他，据说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有关。他仓促做出决定，先到云南农场落脚，然后参加缅共人民军。临行前他跟朋友告别时说，京城终归容他不得，与其如此，倒不如去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活个自在。

一九六九年春，他跨过边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同年夏天在战斗中牺牲，年仅二十一岁。他从缅甸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死后在知识青年中广为传抄。就在死前没几天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

我有一首《星光》是这样开始的：“分手的时候，／你对我说：别这样，／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你转身走去，／牵去了一盏星光。／星光伴着你，／消失在地平线上……”

很多年，一直有个漂亮高挑的女人，以“小四女友”的身份出入他母亲家。她告诉老人，她在等着张育海回来。

十

一九六五年，我刚进校门，四中成了北京市教育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高二二成了全校的重点，那里出了个反动学生牟志京。这一心理伤害有如巨大的阴影，催人早熟，使他们成为特殊的群体。

而牟志京本人早就从这阴影中跨出来。他生性乐观，思路敏捷且与众不同。按一个朋友的说法，他是从不说套话的人。他高颧骨，宽鼻梁，专心倾听别人说话。我去过他家。那是个温暖和睦的家庭：父亲在铁道研究院搞翻译，母亲是绘图员，他有个可爱的妹妹。

由于和同学交换日记看，被揭发出来作证据，于是他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倒并不怎么在乎，真正激怒他的是另一件事。“一天，我从操场踢球回到教室，”他后来跟我们说，“很多同学围观墙上一张小字报，我也探过头去，上面写着‘牟志京是爱情至上主义者’。我一下子就想到自杀，因为我不能允许别人践踏我的感情领域。当时兜里有两块多钱，我决定大吃大喝一顿，然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