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第6/7页）

这回可捅了马蜂窝。对手是北京建工学校“飞虎队”——铁杆“四三派”，以英勇善战而威名远扬。因武斗有人阵亡，他们全副武装抬尸到北京卫戍区抗议示威。有人报信，“飞虎队”掉头杀将过来。

那是原始版“闪电战”：先狂轰滥炸——无数石块飞进校园，擂动大地，砸碎房瓦玻璃。紧接着“飞虎队”队员冲进校门，兵分两路，迅速占领制高点，院墙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封锁校园。他们头戴柳条帽加防护罩，手持钢管式长矛。先锋部队开路后，主力列方阵层层拥入，杀声震天，由一口棺材压阵。

“老兵合唱团”纷纷逃向校园尽西头的食堂。幸好“新四中公社”与“飞虎队”是一家人，在我们劝阻下，减缓了大军的推进速度。

突然从宿舍小院斜冲出一人，赤手空拳，破口大骂，拦住大军去路。他就是刘辉宣。顿时他被十几个“飞虎队”队员团团围住，长矛从四面八方指向他，矛头在阳光下闪着寒光。班主任田佣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同学一拥而上，用身体护住他，一边为他求情，一边连拖带拽，把他护送到宿舍小院，他还是骂不绝口。

大军如潮，棺材如舟，绕过这旋涡继续向前。刘辉宣又出现在食堂，在他带领下，合唱团的散兵游勇高呼口号，但一见大军压境，长矛林立，刘辉宣只好下令：“放下武器，撤！”合唱团男生扔掉棍棒，各自逃生；女生尖叫着，乱成一团。我们竭力把双方隔开，劝合唱团的脱掉军装——这“老兵”的身份标志，混进人群中。少数躲进食堂与院墙的夹道中，最后翻墙逃跑。由于我们介入调停，这场血腥的武斗只造成少数轻伤。老兵最大的损失是，那些停在食堂周围的锰钢自行车被砸得稀烂。

因写中篇小说《当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出名的刘辉宣回顾说：“那时我们学校有一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意，是我们的对立面。他们当中有一个同学叫杨小青，和我们积怨甚深，见了面就怒目而视。后来有一次外校的武斗打进了我们学校，混战中我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命将我救了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管这叫‘坚持原则’。但我心里却尊重他，当时就敬重他……”

十三

一九六八年春，学校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长室小院东侧尽南头的“革委会教育革命办公室”，门口还挂着“中学红代会作战部联络处”的牌子——这里也是北京中学“四三派”唯一的常设机构。

他们是北师大学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而显得骄横，把桌椅弄出声响。此行目的嘛，是为了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的高考制度，即旧高考制度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导主任屈大同应声而至，诚惶诚恐，但他心里有数——“文革”快两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读罢介绍信后沉默片刻，他悠悠叹了口气说：“恐怕我得让你们各位失望了。”事实是，四中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数线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筛选下来。他说：“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袋正面是张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学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

屈大同本人就是国民党少将之子，熬到名校教导主任，深知其中奥秘。见来访者满脸惊讶之色，他更加得意：“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兼教授，也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哪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屈大同是钱元凯的高三班主任，曾对他发誓说出身问题绝不会影响升学。于是钱元凯报考了清华大学，虽获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竟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一九五八年九月，他到石景山钢铁厂当壮工，两年后改车工，他在劳动中坚持自学。由于爱好摄影，一九六八年他自制了照相机等摄影器材，后调到北京照相机厂，从技术员熬到总工程师，成为照相机技术理论的权威。

高考落榜后，他父亲对他说：“上学的机会是受人控制的，但读书与实践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课堂，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权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这比任何名牌大学的校徽重要得多！”这番话他一直记在心中。

要说人生这苦酒，最初是他跟老师共同酿造的，却不能分享。每逢校友聚会，只要听说有钱元凯参加，屈大同退避三舍。

十四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现了一个署名为“红卫兵6514部队”的秘密组织，神出鬼没，到处张贴大标语，诸如“揪出镇压北京中学文革的小爬虫李钟奇！”、“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公社的原则永存！”，同时张贴的还有油印小报《原则》。

其实这是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干的。那番号有虚张声势之嫌，要破译并不难：四中高一五班六斋，反之“6514部队”。

一九六八年春，由于对中央精神解释的歧义和大学各派组织的介入，“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冲突不断升级。为了控制局面，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北京中学，成立“革委会”。当时负责中学军管的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

“文革”草率收场，我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红卫兵6514部队”在行动——并不是和一个名叫李钟奇的将军过不去，而是为了在官史中留下潜台词，让本来顺理成章的叙述出现漏洞。我们白天刻蜡版印刊物刷标语，半夜出动，甚至把标语贴到卫戍区司令部对面的墙上。

一天半夜，我们骑车蹬平板三轮，来到西长安街小巷深处的北京六中，那儿离天安门不远。在校门外砖墙上刚贴完标语和《原则》小报，从校园内突然冲出十几个男生，手握垒球棒和弹簧锁，而我们只有扫帚铁桶。对峙中，双方身体几乎贴在一起，甚至能听到对方的呼吸。我心跳加快，血向上涌，头脑一片空白，从对方眼中能看到自己渴血的愿望。那是人的原始本能，可追溯到古老的狩猎和战争，在某些时刻仍在控制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