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二 城 市（第4/6页）

本地的劳动力很快就供不应求，邻近省份的移民开始来到东莞。林雪，就是我认识的为一家打工族杂志写稿的女子，1990年从四川农村来到东莞。“我们两眼一抹黑就来这里了，”她告诉我。“我去问卖票的，我应该买张去哪里的车票？卖票的说去哪，我们就去哪。”林雪找到了一家工厂，七十块钱一个月，她的妹妹在另一家工厂冲压胶合板。

90年代，东莞的制造业转向电器和电脑部件。现在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个人电脑硬盘磁头和百分之三十的个人电脑磁盘驱动在东莞制造。过去二十年的经济以年平均百分之十五多的幅度增长。但有些事情依然不变。外来务工人员依然来到东莞。劳动密集型工厂依然占主导地位，虽然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工作依然简单。依然有相当多的房子里坐着工人，在桌前干一些简单的手工活。

因此，东莞是一个充满历史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曾高调地反对外国势力出现在中国，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向它敞开怀抱。每个中国学生都学过虎门销烟。但是从这个任何历史课本都没提到过的太平手袋厂，到我在东莞认识的每一个人，我都能找到直接联系——从学习Word软件的打工族，到自学成才的大师，还有奔驰车的销售员——他告诉我S系和E系的奔驰车在东莞卖得最好，因为“这车很好，能帮老板提高形象”。对所有这些人而言，现代史开始于一个手袋厂。

我来东莞好多个月，没见过一个本地人。从高级管理人员到流水线工人，工厂都是外来民工独占的世界，尽管大老板有时候是香港人或台湾人。本地人说粤语，但工厂这个世界里运转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因为只有说普通话，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才能互相交流。打工族对当地人评价不高：都是一群没怎么上过学的农民，靠出租土地给工厂过活，工厂这么艰苦的条件，他们一天也捱不了。“就是谁也瞧不起谁，”我的朋友林雪这样说本地人和外来民工的关系。

来东莞半年之后，我采访了副市长。他叫张顺光，是东莞人：我采访的第一个本地人。我们坐在市政府大楼巨大的接待室里喝茶，用的是小小的纸杯。他的几个助手都在场，互相说着粤语。此前我没见过一个本地人，原来他们都在这里，在政府里。

“你说广东话吗？”一个助手问我。

“抱歉，不会，”我说。之前在东莞从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你是第一次来东莞吗？”

“不是，我来这里很多次了。”

“啊，都是秘密行程吗？”

“如果你们不知道，就算是秘密的吗？”

我们已经互相不爽对方了。采访当中，我抬眼看这个助手，他也回眼盯着我看。他旁边那个年轻女人睡着了。“谁也瞧不起谁”，我脑海里忽然蹦出这句话。

这次采访挺有用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永远都不会相信政府有多么忽视移民的存在。副市长对移民的人口数量没个准数——那是全国人口统计的事儿，跟他的部门没啥关系。他也承认当地政府缺乏条件去检查工厂内部的环境。“如果我一天查一个厂子，”他说，“那么查完东莞所有的工厂要花掉我五十年。所以我们得靠那些公司自觉。”

然后，副市长谈了一个“提高东莞人口素质”的计划，但却把外地人排除在外。就像所有的城里人一样，副市长从骨子里鄙视外地人。“外来民工的素质不高，”他说，“但这是那些公司的问题。他们应该给工人上课。”

我问副市长为什么工厂里没有本地人，甚至在高层管理的职位上也没有，副市长不假思索的回答跟他刚刚讲的恰恰自相矛盾。

“因为外地人，”他说，“素质更高，薪水也要得低。”

采访结束，副市长跟我握手，夸我对东莞了解不少。我没有告诉他，我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十几岁的打工女孩——那些素质低，薪水更低的外地人。

来东莞一年后，我在市中心租了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每个月一千三百元。这个高层小区叫“东莞城市假日”，主要目标客户是单身女性。在城里到处有粉艳艳的大广告牌宣传“一个人的房子，一个人的精彩”。我想在这里能遇到一些年轻女人，听她们的故事，但是在大堂和电梯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没在公共休息室里见过一个人。大家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没工夫去管别人。我大部分的消息都来自小区里的通告栏，上面描绘了一个充满小偷小摸和昼夜施工的社区。

为了居民的安宁，1月1日停止装修。1月2日装修恢复。

有人敲门时要先确认敲门者的身份，不要轻易开门。

有了解南城区盗窃团伙线索者请联系警方。

我的女房东许多年前从广东乡下搬到东莞。她收租的时候经常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出现在我的公寓，有一次，我听到她跟她老公打电话的时候说“操你妈”，因为他刚跟她讲出差回来要晚一点。她在一间宾馆上夜班，做销售。我很想知道哪种销售必须在半夜到早上六点之间进行，却从来没有勇气问她。她有的是办法转移话题。

“你怎么会有两个小孩呢？”我有次问她。大部分的城市家庭限生一个。

“那你说，我怎么有两个孩子的？”她反问道。

我公寓外面的购物场所不停变换。我刚搬进小区的那天，在我那幢楼的大门旁看到一家砖炉比萨的招牌，好兴奋，这是用家乡的味道来欢迎我嘛。等下次来住，它已经蜕变为大志手机数码超市。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又一家手机卖场。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楼下的空间从一间天花板上荡着电线的空壳变成了一家彻底的手机店，站着机器人似的销售员，巨大的音响里迸发出的音乐声一直飘到空荡荡的停车场。再下一次来的时候，营销已经开始了：一个年轻姑娘站在商场门口对着麦克风念手机型号和价格，一个接着一个。我那幢楼前面又出现了另一个招牌：有肯德基作邻居！坐收年利8％。对于做肯德基的邻居，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唯一不变的是对街的雀巢咖啡厂。夏天的时候，只要一走出去，咖啡的味道就将我包围，像是泡了一个又苦又甜的热水澡。

生活在北京，很多事都察觉不到，但是在内陆城市，你能近距离观察到中国发展不堪重负的一面。公交车常常跑着跑着，就不按规定路线而跑去加油了。缺油比较常见，所以只要有一家加油站开着，就值得停下来，哪怕车上满是乘客。全天停电是常有的事，因为政府限电，工厂必须变戏法一样地调整进度。我小区的通告栏里有一条从来没有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