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圈焦土（第6/10页）

达格利什说：“直到她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直到有来自过去的人认出了她。”

她说：“于是多年来的工作和努力奋斗都化为乌有。我能够理解，她感觉到有必要去杀死佩尔斯。但是为什么要杀法伦呢？”

“有四个理由。佩尔斯护士在开口对布鲁姆费特说之前，得证实马丁·德廷格说的故事。要做到这点，最明显的办法就是去查那次审判的记录。于是她向法伦借了一张借书证。她星期四去了威斯敏斯特图书馆，星期六又去了一次，那次书借到了。在她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这件事时，必定把书给她看了，提到了她在哪里得到了借书证。法伦迟早会要回那张借书证的。要紧的是不能让人发现佩尔斯护士借那本书的原因，或是她从图书馆里借的那本书的书名。这是布鲁姆费特在她的信里有意略去不提而意义重大的几件事实之一。她用那瓶毒药替换了牛奶之后便上了楼，从佩尔斯的房间里拿走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藏在了消防桶里，直到她有机会把它匿名交回图书馆。她心里明白佩尔斯绝不会活着走出示范室。她选择了同一个藏东西的地点，后来又藏了尼古丁罐，这是她做事的特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女人。

“但图书馆的那本书并不是她杀害法伦护士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三个原因。她要把动机搞混乱，使别人认为法伦是原定的受害者。如果法伦死了，即佩尔斯是被错杀的可能性就永远会有。那张排班表上正是法伦要在视察的那天上午扮演病人。法伦更有可能是受害者。她怀孕了，光这件事就可以变成一个自杀的动机。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护理过她，可能知道或看出了怀孕的事。我认为病人的任何迹象或征候都逃不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眼睛。于是就有了这种可能性，在布鲁姆费特的剧本中，法伦应对佩尔斯的死负责。毕竟她曾经承认在谋杀的当天早上回过南丁格尔大楼，并且拒绝做出解释。她有可能把毒药放进了喂食，事毕之后，便受着悔恨的煎熬自杀了。这个解释可以把两个秘密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从医院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说法，有相当多的人宁愿相信它。”

“最后一个理由呢？你说有四个。她要避免人家追问借书证；她想示意法伦就是原定的受害者；她想暗示法伦就是佩尔斯的死因。那么第四个动机呢？”

“她想保护你。她一直要那样做。干第一件谋杀不容易做到这点，因为你在南丁格尔大楼，你和其他人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去替换滴管喂食。但至少她能够确保法伦死时你有不在场证据。你安全地待在阿姆斯特丹，不可能杀死第二个受害者。因此，你也没有会杀害第一个受害者的嫌疑了。调查一开始，我便断定这两宗谋杀案是有关联的。在同一幢大楼内，同一段时间，假定有两个凶手，那就太过巧合了。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把你从嫌疑人名单里排除了。”

“但是为什么竟有人怀疑我杀了这两个女孩呢？”

“因为我们认为埃塞尔·布鲁姆费特的动机不合理。想想看，一个垂死的人忽然从意识不清的状态中醒过来，看见一张脸向他俯过来。他睁开双眼，从痛苦和模糊的意识中认出了这个女人。如果那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25年之后他还认得出吗？长得不好看，那么平庸、那么不起眼的布鲁姆费特？在一百万个人中只有一个女人有如此美丽而又有个性的脸，能让人穿过25年之久的记忆，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你的脸，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不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而是你。”

她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他继续说下去，好像不曾听见她说了什么。

“佩尔斯从未怀疑过格罗贝尔可能是你，这一点并不叫人惊奇。你是总护士长，受到一种准宗教式的敬畏和保护，这种保护来自人类的弱点，甚至是人类的罪恶。从心理上说她根本不可能想到你是一个凶手。然后还有马丁·德廷格说过的话。他说那人是一位护士长。我想我知道他是怎样误会的。你每天要去所有的病房探望一次，几乎要和所有的病人说话。他所看见的俯身向着他的不仅仅是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那张清清楚楚的脸，还看见了一个女人穿着在他看来是护士常穿的制服和短披肩，戴着那种军队中服役的护士戴的三角形宽帽子。在他那被药物弄得糊里糊涂的脑子想来，那套制服就意味着一位护士长。今天，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在军队医院受到过护理的人来说，那仍然意味着一位护士长，而他又曾经在军队医院度过好几个月的时光。”

她再一次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于是他把对他母亲说过的话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佩尔斯护士。德廷格太太对此不是特别感兴趣。她为什么要感兴趣呢？后来她收到了一张医院的账单，心想也许有办法为自己省下几个钱。如果不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贪婪的话，我都怀疑她是不是会把这件事闹得更大。但是她这样做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得到了一条可以策划出阴谋的信息，认为值得花点时间和精力去查证一下。我们可以猜测出希瑟·佩尔斯心里是怎么想的。当她看到达克尔斯护士弯腰捡起那几张飘落在她面前的钞票时，她必定体验过同样的成功感和权力感。只是这一次和她的同学比起来，却是一个更加重要和有趣的人物落在她手中了。只是她没有想到这个病人指的是另一个女人，而不是照料他的那位护士长。但是她知道她必须得到证据，或者至少要让自己相信德廷格没有欺骗她或是说胡话，毕竟他是一个垂死的人了。因此她在星期四花了半天的工夫去威斯敏斯特图书馆，向他们借一本关于费尔森海姆审判的书。他们不得不为她从别的分支图书馆借来，于是她在星期六才拿到书。我想她从书中获得了足够的信息，相信马丁·德廷格完全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我认为她在星期六夜里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了，护士长也没有否认这个指控。我不知道佩尔斯开的价是多少，我想她要的绝不是普通的或合理的东西，或只是一笔封口费，这样会受到指责的。佩尔斯喜欢体验权力的滋味，但她更喜欢陶醉于道德正确的自我欣赏之中。她必定是在星期天的上午写了信给法西斯战争受难者救助团体的秘书。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必须出钱，但是这钱要分期付款，定期寄给这个团体。佩尔斯是一个量罪而罚的行家。”

这一次她沉默了，坐在那里，双手交叉，轻轻地放在衣裙上，毫无表情地看着某个不为人知的过去。他轻轻地说：“这都可以检查出来，你知道。她的身体没残留下太多的部分给我们，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有了你这张脸，有审判的记录、照片，以及你和一个名叫泰勒的外科大夫的结婚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