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7页）

“或者他认为，这只是局限于内部的狂热分子范围之内。”麦克唐纳暗示道。

“然后被偷走了？”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伪造的。但流浪汉是谁，他又是如何拿到文件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马奇班克斯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如果这份《黑色宣言》是伪造的、是个骗局，而秘情局信以为真，那么他们就会白忙活一场。但如果这是真的，但他们没有认真对待，那后果会很悲惨。

“我认为，”最后他说，“我们要把这件事上报给部长，甚至是局长。”

东半球部部长戴维·布朗洛在中午十二点会见了他们，局长则在下午一点十五分请他们三人在顶层餐厅吃午饭，从那里，他们可以俯瞰泰晤士河和沃克斯霍尔大桥的全景。

亨利·库姆斯爵士年近六十，这是他在秘密情报局局长岗位上的最后一年。他与自己的几个前任一样，也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他在十年前结束的冷战中经受过磨练，积累了经验。这一点不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局长是政治任命，通常不懂业务；而三十年来，英国秘密情报局已经说服历届首相，为他们选拔久经考验的内行人来当局长。

这套方法很有效。1985年后，中情局前后三任局长都承认，在报纸披露之前，他们几乎都不知道埃姆斯事件的真相。秘情局局长亨利·库姆斯信任自己的部下，应该知道的细节他都知道，部下工作人员也知道他是个知情人。

局长边看文件边喝奶油浓汤。但他看得很快，没一会儿就全了解了。

“乔克，虽然这有点麻烦，但还是要由你从头再讲一遍。”

他聚精会神地听着，问了两个简短的问题，然后点了点头。

“杰弗里，你怎么看？”

问完苏联处处长之后，他又征询东半球部部长布朗洛的意见，两人讲得差不多。这是真的吗？我们需要了解。

“我在考虑的是，”布朗洛说，“如果所有这些真的都是科马罗夫的政治议程，那他为什么要写下来？我们都知道，即使是绝密文件也有可能被盗。”

亨利·库姆斯爵士那双看似温和的眼睛转向了莫斯科情报站长。

“乔克，说说你的意见。”

麦克唐纳耸了耸肩。

“为什么人们要把内心的想法和计划写出来呢？为什么人们要把心中的秘密写在日记里呢？为什么人们要千方百计地保存内部刊物呢？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情报机关要储存极其敏感的资料呢？也许这是一份非常秘密且简单的文件，只是让内部小圈子里的人使用，或者仅限其本人使用。也有可能这只是一份伪造的文件，为的是陷害那个人。我不知道。”

“啊，你说到点子上了，”亨利爵士说，“我们不知道。但看了这文件后，我认为，我们必须知道，这其中有太多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真的是伊戈尔·科马罗夫起草的吗？这是不是他上台执政后打算实施的令人震惊的疯狂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是怎么被偷的？是谁偷走的？为什么又把它扔给了我们？或者这一切都是混淆视听的谎言？”

他搅动杯中的咖啡，凝视着文件的原稿和麦克唐纳的译稿，表情极为厌恶。

“对不起，乔克，可我们必须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我才能去河对岸向领导汇报。乔克，你回莫斯科去。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干，那是你的事情，但我们需要知道真相。”

这位秘情局局长与他所有的前任一样，肩负着两个任务。第一个是业务性的，努力为国家管理好情报工作；另一个任务是政治性的，即联络政府的有关部门，包括联合情报委员会、秘情局的大客户官员、比较难对付的外交部，还要跟内阁办公室争取预算，并与政府的大臣交朋友。这后一项任务需要面面俱到，普通人可承担不了。

他不能草率地编个故事，说一个流浪汉把那份文件扔进了一名低级外交官的汽车里，现在该文件已沾有脚印，里面有一个也许是真、也许是假的又疯狂又残忍的计划。他知道，那样做的话，他会遭到严厉的批评。

“我今天下午就飞回去，局长。”

“不行，乔克，你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睡觉了。去看场演出，在床上睡八个小时，明天坐第一班飞机返回哥萨克人的土地。”他看了一下手表，“对不起，我另有……”

三个人鱼贯而出。麦克唐纳既没能去看演出，也没能在床上睡八个小时。马奇班克斯的办公室收到一份信息，是密码室刚送过来的。西莉亚·斯通的公寓遭到袭击，房间被翻了个底朝天。她吃过晚饭回到家里时，撞上两个蒙面人，被他们用椅子腿打了。她在医院里，但没有危险。

马奇班克斯默默地把纸条递给麦克唐纳。麦克唐纳看了一下。

“哦，糟糕。”他说。

美国，华盛顿

1985年7月

这条信息在刚得到时，如同情报界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看上去很含糊，是第三手的资料，很可能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一名美国志愿者，在参与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实施的援助计划后，返回纽约休假。他约了一位老同学一起吃饭，该同学在联邦调查局工作。

吃饭时，他们谈及苏联对南也门提供的巨额军事援助。联合国志愿工作者描述道，有天晚上，他在亚丁岩石宾馆的酒吧里和一位苏军少校闲聊过一会儿。

与身在南也门的大多数苏联人一样，少校不会讲阿拉伯语，因为也门原先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苏联人是用英语与也门人交流的。美国人知道，他们在南也门不受欢迎，于是习惯自称瑞士人。他就是这样告诉苏联少校的。

少校越喝越多，渐渐有了醉意，因为知道四周没有同胞耳目，他开始强烈批评起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谴责他们贪污腐败、挥霍浪费，根本不关心苏联在第三世界开展的援助工作。

后来，调查局的同学对一位朋友提起这事。恰巧该朋友是中情局纽约办事处的特工，于是志愿工作者在饭桌上讲述的轶事就有了下文。

中情局特工请示了办事处领导，再次安排了一个饭局，请那位志愿工作者吃饭，席间喝了许多酒。中情局采用激将法，故意哀叹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不断增进的友谊，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志愿者急于卖弄自己的学问，他打断对方说，事情并非如此，根据他的亲身感受，苏联人不喜欢阿拉伯人，因为他们连最简单的技术都学不会，还经常弄坏提供给他们的援助设备，苏联人对他们感到越来越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