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6页）

“我能问一下你是怎么找到那份创作规划的吗？”

她啜了一口红酒，清了清嗓子，接着说：“我想是有一次他让我帮他整理资料，却没有意识到创作方案也在里面。”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刚刚说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过教授家了。”

“嗯，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了，但那就是我不再找他的主要原因。他与一直以来的合作伙伴闹了矛盾，并且无法专心完成另一本书。同时，他还想给他来年要去就职的大学留点好印象。他想回欧洲一段时间。”

“他要去哪所大学呢？”

“我记得是剑桥吧——”

“这些和韦德合作的神秘人又是谁呢？”

“喏，他们并不像教授希望的那样神秘。据我所知，与他合作的是军方的一个研究机构，计划研究的是被迫在极端条件下工作的人所承受的心理创伤造成的长期影响。1987年，合约到期了，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但是教授有时候喜欢小题大做。某种程度上，他相信那个机构在向他施压，他陷入各种秘密计划中，因为知道的内情太多而被打压。坦白说，他的事业在走下坡路，所以这算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补偿吧。悲剧发生前几年，广播、电视里的谈话节目，还有报纸上的访谈版块对他来说变得比科学事业还重要。大街上人们认出他来他就自觉心满意足，大学里相比其他教授他觉得高人一等。换句话说，他成了个明星。但是他忽略了他事业里真正重要的部分，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他意识到他没有什么新鲜事可以说了。”

“但是莎拉·哈珀——”

“莎拉自己就有一大堆毛病，弗里曼先生！别以为她是因为教授被杀才休学的。我们一起住了一年，我对她了如指掌。”

“好的。所以你出版的那本书不是韦德的成果？”

“当然不是！我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写好了这本书，并且立即出版了。在今天看来，这本书构思得很笨拙，当时能骗到那么多关注，我还挺震惊的。”

“但是你这本书的第一章和教授寄给出版社的一模一样。凯勒拿到了一份教授的创作方案，你说你也看过。”

“那是因为他剽窃了我的论文，我告诉过你了。”

“所以韦德是打算窃取你的成果……那为什么你对此无动于衷呢？当你看到那份创作方案的时候，它已经被送到出版社了。要是他没有被害，很可能就会以自己的名字把书出版了——这可是你的书。”

“如果我指控这样一个大牛涉嫌学术造假，人们可能会以为我的脑子有病。我只是个无名小卒，而他是国内最受瞩目的心理学家之一。”

她是对的，但是话说回来，她又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这是会成就她一生的作品，是一次使她的卓越得到认可的机会。我很难想象，她会如何对待损害了她的人，尤其是损害了她的前程的人。

“好，所以让我们回到教授被杀的那一夜。那天晚上你和弗林吵架，你离开以后，他留在家里了吗？”

她并没有立即回答我。

“没有，”终于，她说，“在我还没有离开前，他就拿上大衣走了。”

“你记得那是几点钟吗？”

“我是晚上8点回的家，而他10点刚过就回来了。我想他是在11点左右又出去的吧。”

“所以他能赶得及在午夜前后到达西温莎了？”

“是的。”

“他走的时候叫了出租车吗？”

“可能吧。我记不得了。”

“那天晚上他和教授争吵了吗？”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看上去他很生气。当时我对他说，如果教授让我和他上床，我应该就会从了他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这么做。弗林听完就甩门走了。教授确实从没让我和他上床。我一开始觉得，弗林这家伙竟然会爱上我，这太有意思了，但是后来我就厌烦了。他对我那副态度，就好像我劈了腿似的。我想终止这种关系，一了百了，可惜我没成功。我们都离开了普林斯顿之后，他又骚扰了我很长时间。”

“谋杀现场满地都是文件，抽屉都被打开了，就好像是凶手，或者别的什么人，匆忙之中想要寻找什么。但这不是斯波尔干的，因为他一听到有人从大门进来，就从房间的玻璃门中逃走了。好，进来的可能是弗林，他是有时间回到那里的。但是如果确实如此，他对那些文件有什么好感兴趣的？”

“我不知道，弗里曼先生。我已经把记得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去年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向你坦白过什么事情吗？他有没有说什么那天晚上发生的你不知道的事？”

“没，他说的不是那些事。当时他很沮丧，而且不知所云。我能记得的，就是他指责我，说韦德的死与我有关，是我利用了他，实现我自己的叵测居心。不过他很可怜，并不可怕。”

关于弗林的悲惨结局，以及教授的死，她都没有表现出半点儿惋惜。她用毫无情感的声音分析了这一切，我猜她的口袋里还装着一大堆精心备好的回答。

我们离开咖啡馆，我帮她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差点把她签过名的书忘在桌子上，是她微笑着提醒了我，说这本书可不适合这种地方的顾客阅读。

“你现在打算做什么？”上车前，她问，“想拿这整个故事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我说。“可能什么也不做吧。斯波尔坦白了以后，他的律师想让法庭重审这桩案子，但是没有成功。他几周以后就要被执行死刑了，没戏了。看来这个案子不会再被提起了。”

看上去她松了口气。我们握了握手，她坐进车里。

一看手机，发现收到一条戴安娜发来的短信。她明晚到纽约，并且把她的航班号发给了我。我回复说，我会去机场接她。然后去停车场开车回家。

***

第二天上午，我几乎是碰巧看到了那个电话号码。

我复印了一份德雷克·西蒙斯在他妻子被杀前后接打电话的表单，我打算看一眼。一共有28个电话，表头有五列信息:号码、住址、联系人、拨打日期、通话时长。

其中一个住址看上去有点儿眼熟，不过联系人的名字我倒是很陌生——杰西·E·班克斯。通话持续了15分钟41秒。我记得这个地址，所以就多留意了一下。很明显，1983年，这个名字和号码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但是对我来说，它们十分重要。1987年，当我开始调查韦德一案的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可以把这两个案子联系起来，它们相隔了4年。

这是我的灵光乍现。我记得德雷克·西蒙斯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脸上的神情。当时我觉得此中有深意，还在维基百科上核查了一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