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无所有（第9/17页）

这两个家伙烟瘾奇大，好像急着自杀，但只愿意抽烟抽到肺气肿，借此自戕。他们的老妈只准他们在浴室抽烟，于是他们在浴室里摆了一部黑白电视、一套坏掉的手持音响、一打烟灰缸、一张锯成一半的沙发，整间浴室的调调似乎介于落伍的迪斯科舞厅和过气色情影星的片场。刚搬进公寓的第一天早上，我问他们可不可以出去一下、好让我上洗手间，他们的目光顿时变成一道道致死的激光束。浴室像是外国，而我不清楚里面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我举手示降，低头看着地板，逐步退出浴室。我大半时间待在圣彼得堡，在这个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里寻找一间无人使用的洗手间。

四处晃荡、偶然发现的洗手间之中，我觉得特波洛夫画廊附近一家咖啡馆的盥洗室最漂亮，咖啡馆离画廊大约三条街，葛莉娜跟我说，一、两年前该画廊曾经举办札哈洛夫的特展。雅科夫陪我走一程。他非常擅长听人说话。猫咪多半如此。暹罗猫是个例外，那些小混蛋真是聒噪。我当然也有真正的哥儿们。但是从各方面而言，跟猫咪相处容易多了。他要的只是一小碟鱼汤，还有偶尔搔搔他的头。我要的是一种幻觉，在我的幻想中，一只被培养以食物换取感情的宠物，有办法理解我动荡不安的心灵。

等我走到特波洛夫画廊，雅科夫已经跑去探勘一个大型垃圾箱。画廊的门把望似一个银澄澄的括号。大理石玄关仿效沙皇的夏宫，但是成效不佳。每一幅画作悬挂之处都不超过视线的高度，但是天花板却非常高耸，仿佛升向低气流层。连馆中的空气闻起来都像是进口自生活质量优良的国家。

售票处后方站着一个跟湿透了的贵宾犬一样瘦巴巴的男人，他穿了一件方形花格布的衬衫，浅色的金发梳成一条马尾辫，除非是预留给接受化疗的病患，否则这条马尾辫应当立即被截断，埋入一个无名的坟墓，从此永不提及。文青型男和俗媚的混蛋仅是一线之隔。这人看来即将落入俗媚的深渊。

几枚卢布在售票处前方的地上闪闪发光，它们仅是铜板、还是某种装置艺术？现代艺术害得外行人搞不清虚实。

我走向柜台。室内的温度调得跟冷冻库一样。一对夫妻档观光客翻阅一本跟空心砖一样厚的“孤独星球”旅游指南。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最能赢得陌生人的欢心，于是我大摇大摆走过去，语带戏谑地说：“长发公主、长发公主，请放下你的金发！”

“你说什么？”售票员问。

“我想请你帮个小忙。”我边说、边懒洋洋地靠向柜台。“不久之前，你们这里有个画家的特展。我想请问一下策展人的电话。她住在德国。”

“你他妈的滚开。”

“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不，我还不能走，麻烦你把她的电话号给我，谢谢。”

若是毕生饱受温情的滋润，我说不定承受得了他干涩沉闷的目光，也不至于畏缩退却。我还来不及讲出一番更具说服力的道理，一个一脸严峻、有如半兽人的警卫已经恶狠狠地看着我，我们两人的细胞肯定像是同极相斥的磁铁，因为他朝着我前进一步，我就不自主地朝着门口退后一步。那个画廊简直像是监狱的健身房，哪是什么高雅文化。

大门猛然在我身后关上。你若遭到拒绝，即使是自找的，感觉依然像是对方不管三七二十一断然回绝，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跟雅科夫如是说。他原本高踞在一辆黄色的雪铁龙汽车车顶，这会儿一跃而下，蹦蹦跳跳跑向我，砂纸般的小鼻子在我鞋子上蹭来蹭去。穷光蛋只能借由生活中的小确幸抚慰心灵。雅科夫的鼻子在我鞋上磨蹭，心满意足地呜呜叫，暖烘烘的鼻息飘过我的裤管，这些算是小确幸吗？你也只能尽量争取生活中的欢愉。

我应该去上课，但我这学期还没上过一堂课，可不想让教授因为我的出席而感到困惑。如果我把设法延毕的精力用来读书，我现在说不定已经拿了诺贝尔奖。我已经变成那种你在书上读过的囚犯，囚犯被关了好久，一有机会获释，甚至试着再闯入。神智清楚的人哪会想要毕业？

雅科夫跟着我过马路，走过八条街，时值正午，所经之处静悄悄，无聊极了。

一个眼神空洞的男人仔细研究塑胶玻璃框里电车时刻表，但是他想去的地方，显然没有地图指引得了。

很久不曾露出笑脸的老太太们排队站在邮局门外，好像一个个书记大臣。她们盛夏之时也一身厚重的大衣，绝不轻信官方发布的任何消息，甚至连日历也不例外。

正前方有个跟尖头高跟鞋一样纤瘦的超级名模紧盯着我，她说不定伙同其他衣着时髦的老千行骗，就像电影《瞒天过海》那群潇洒的骗徒。她会上下打量我，看出我正扮演乔治·库隆尼的角色，当乔治·库隆尼忙着公益活动而分神，全体人员都会为我这个矮脚的替补角色打气。我们会把一个迪拜的酋长大公洗劫一空。我会把我那一份捐给饥饿的孤儿，因为我行窃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追求刺激。她会甩掉乔治·库隆尼，我们会从此快快乐乐地住在一个荒凉美丽的马来西亚海滩上，每天啜饮迈泰鸡尾酒当作早餐，永远也不厌倦。电影结束，播放片尾字幕。

“你的拉链没拉。”她边说边走过我身边。

耐性——我提醒自己——乃为维系生命的确切之策。

回家之后，我从泡泡棉里挖出那幅油画。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我头一次拆封。画布本身跟一张笔记纸差不多大。这就是科里亚丧生之处。我几个礼拜前就已知晓，但是亲眼一看，我依然打个冷颤。我把油画搁在架上两个酸黄瓜罐之间，罐里藏放着我爸妈的骨灰。相当阴郁，是吗？但是家庭团聚通常就是如此。我二十八岁，当个孤儿嫌太老，但是当个卡卢金家族唯一幸存的成员又嫌太小。老天爷啊，大家说不定期望我传宗接代。这么多人对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做出这么多要求，简直是前所未闻。

我妈妈的骨灰罐后面挂着那张黑海明信片。多年以来，我始终跟她说我会把她的骨灰撒在黑海。

这个局面令我抓狂，我决定打电话给葛莉娜。

“哪一位？”她说。

“艾列克赛。”

“谁？”

“艾列克赛·卡卢金。科里亚的弟弟。”

“谁给你这个电话号码？”

“你自己给我的。”

她颓然叹气。“我真是跟自己过不去。你想要什么？”

我不想工作，我不想枯等，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什么都想要。“我只想谈一谈。”我说。“我正看着那幅札哈洛夫的油画。我已经把它架高，搁在我爸妈的骨灰罐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