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无所有（第7/17页）

先前跟我讲话的那位老太太闭上双眼，仰浮于湖中央，好像过去这些年始终诸事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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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更加炎热。中央规划的气候形态公开抗命。老太太泳客们的皮肤没有变得铁青，也没有长出第三只耳朵，众人莫不啧啧称奇；若是非得说些什么，混杂了各种化学废料的湖水，反而让她们重拾消散已久的活力。六十出头的银发族老太太们很快就加入耆老泳客们的行列，五十出头的中年人、四十出头的壮年人也陆续加入，年龄层不断下降，最后连小爸爸小妈妈们的小宝宝也把虾仁般的脚趾探入水中。没有人相信官方赞助的文宣：湖中的化学污染物致癌。我们星期天到湖里游个泳，以示公然抗命。

诚如我先前所言，我妈妈生平别无所愿，只求在黑海渡过一个下午。那年八月，我爸爸带着几件豹纹泳装回到家中。

“我们怎么用得上这东西？”科里亚看着两件式泳装问道。

“这是泳装。你猜猜我们可以怎么用。”

“那是比基尼泳装。”

我爸爸从科里亚手里抓过泳装的上半截，丢进垃圾桶里。“这下成了泳裤。”

我爸爸许下承诺，今年夏天先去水银湖，明年夏天前往黑海。但是事与愿违，还不到隔年夏天，我妈妈胸部的疼痛已经逼得她前往诊所，然后是医院、火葬场，最后是家中的客厅。她的骨灰至今依然安置在客厅的书架上，尽管我爸爸答应有朝一日把骨灰撒在索契的海水中，但那个小罐子可能永远搁放在一个装了纽扣的铁罐和两本电话簿之间。

但是先不说这些。那年八月，我们全家去了水银湖，我妈妈穿上她的豹纹比基尼泳装，我哥哥和我穿上我们的豹纹比基尼泳裤，我们在湖里打水，吞下一口口带着铜臭味的湖水，我看着泳客们埋首水中用力划水，微睁的双眼不禁感到灼热。一天已接近尾声，人人被太阳晒得陶陶然，喝酒喝得陶陶然，或者只是陶陶然，夏天总有一些时刻，人人甩开束缚，尽情欢乐，分不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我爸爸追着我妈妈跑过碎石湖岸，他身手矫健，一跃而起，伸手抓住身穿豹纹比基尼的她，他大声宣称自己是个鳞翅目昆虫专家、打算把她当作标本钉挂在墙上，我哥哥和我追着他们跑，好像两只保护母豹的小豹子。我们张牙咧嘴，高声咆哮；我们张牙舞爪，愤然吠叫；我们是两只野性的小兽，我们什么都不在乎。我爸爸一直追着跑，我妈妈一直忙着逃，笑声回荡在“十二使徒”喷出的烟云之中，我从没看过她那么高兴、那么受宠、那么无忧无虑，我也从未想过她是一个性感的女人、一个令人渴求的猎物，在我的眼中，她始终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地站在厨房水槽边，偶尔拿起汤瓢在我的头上敲一记。即使我爸爸不懂得比喻或是花豹生态，也不在乎一个个被他跨过、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泳客，即使他是我爸爸、她是我妈妈、我们全都快要大难临头，但一想到那个时刻、那个下午，我的心中充满思慕，不禁暗想：我们竟然如此幸运，得以在一生之中挣得一个晴朗的夏日，潜游于化学污染的废水湖中。

同一天下午，我爸爸借了一台拍立得相机，叫我们在水银湖畔一字站开。我从没看过比泽尼特E系列更先进的相机，更别提拍立得。在带着硫黄味的灯光中，科里亚的胸膛跟青蛙蛋一样苍白。我们站在我妈妈的两侧，挤眉弄眼地微笑，等着我爸爸调整拍摄的角度。她光裸的大腿上冒出一颗颗有如细针的鸡皮疙瘩；她的大腿从来没有做过日光浴。我们早已越过平日熟悉的范畴。

相机咔嚓一声，那一刻瞬间消失在镁光灯中。多年以来，我把照片留在身旁。科里亚上战场时，我把照片送给他。

就在那一天，我妈妈咳出鲜血。在十二座烟囱的环伺下，我爸爸抓住我妈妈，把她按在泥泞的地上，在她的唇上印上甜腻的一吻，转眼之间，我妈妈轻轻一咳，一片鲜红的黏痰在碎石地上散开。她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因为自己打断了神奇而不真实的一刻感到羞愧。接下来的几星期，我们假装没什么大不了。我妈妈坚持她只是夏天感冒，我们相信她，或说假装相信她，因为化疗、放射性治疗、开腔手术是保留给特权人士的奢侈品，我们只供得起给她一瓶味道有如漂白水的咳嗽糖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白昼愈来愈短暂。到了冬天，当她整个人缩小到平常的三分之二，现实有如一支攻城的撞槌，击破了我爸爸的心防。医生证实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在基洛夫格勒，每两人就会有一人死于肺癌。”

直到临终的那一天，我妈妈依然坚持清洗碗盘。“当然不行，别胡闹了。”我爸爸抗议。但她依然坚持，她细弱的话语飘过空中，悄然落下，好像一个碰了就破、我们争相接住的东西。热水时有时无，肥皂是一团触感烧灼的化学药剂；洗碗比大多家务事更令人沮丧。但不管是否出于自虐，对我妈妈而言，站在水槽旁、盯着眼前的黑海明信片是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而她不愿任凭疾病夺走那一刻。为了减轻她的负担，我爸爸、我哥哥和我共享一个盘子、一个玻璃杯、一支刀子、一把叉子和一个餐碗。我们轮流进餐，每个人独自坐在厨房餐桌旁，使用同一组餐具吃饭。

那年冬天，在为时十五分钟的天光中，科里亚和我爬到仓库屋顶上，俯冲跳入雪中。随风飘散的雪花覆满堆博物馆外的街道，积雪达五米。从五楼的屋顶上望去，积雪有如结了冰的浪涛。我从来不曾俯冲跳入雪中，我好怕我会直穿积雪，一头撞上柏油路，血肉横飞，结果隔年春天，人们还得拿着锅铲，从地上刮去我跟薄饼一样扁平的遗骸。

“伊凡去年摔断了两条腿，打破了一个挡风玻璃。”科里亚说。空心砖砌成的垛口环绕屋顶。我们凑到边缘，凝视前方。“最重要的是注意来车。”

“这么说来，我们干吗纵身跳到大马路上？”我问。路边的雪高到足以隐藏飞机。

“你看过车子停在博物馆前面吗？”

我没有，但是纵身跳到大马路上，依然是个愚蠢之举。

“如果能让你安心，我们不妨下去查看一下。”

“我会比较──”我开口，但还来不及说完，科里亚已将双手稳稳搁在我的腰上，把我从墙垛的边缘推下去。我双手乱挥，直直坠落，好像一只被吸进地心深处的尘蹒。四周黄澄澄、白灿灿，有如梦境般回旋，我知道我死定了，心脏一阵紧缩，大风呼呼劲扬，感觉棒透了。白雪接住我，好像一只柔软的手套。若是跃入水中，说不定比较痛。我张开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先前四周都是风声，现在寂静无声。我胡乱拨开白雪，手臂疯狂地舞动。密实的雪花之间出现一个缝隙，阳光斜斜射入。我奋力挤向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