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殿堂（第5/8页）

“克列斯提监狱即将改建成旅馆。”我说。

“又要改建？什么时候？”

“报上说等郊外的新监狱盖好就动工。”

“我还没被抓去关之前，他们就这么说。当时我就希望那里是间旅馆。但当然不是。”

我转头，但没办法躲避他——墙上挂了五十张我爸的照片，照片加上黑色的细框，从客厅的墙上延伸过来。从五岁到六十九岁，除了他坐牢的几年之外，他每一年都拍一张照片留念。他妈妈以前每年都带他到照相馆拍照，以防警察把她抓走、他被送到国营的孤儿院。他爸爸是人民的公敌，所以她必须考虑这些事情，做出预防措施。直至今日，每年生日时，他依然穿上他最体面的一套西装，到照相馆拍张照片，把新拍的照片带回家，挂在墙上。老实说，这种行径有点疯狂。即使世间某处有个女孩愿意跟我回家，我也不会把她带到这里。

我走过客厅，瞪着我爸一九八三年的照片。这张照片跟其他每一张都一样，看起来像是放大的护照相片。一九八三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他看来相当阴沉。

“你知道的，我始终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小孩。”我爸主动开口。“那年我五十岁，我以为我赢定了，再也不必担心。然后我碰到你妈妈，然后她怀了身孕，这下我不能抛下她了，对不对？”

“爸，有些事情最好当作是无头公案。”

“胡说。你若不晓得你打哪里来，你就不晓得你会在哪里说拜拜。每一个人都得有个起头。”

我闭上眼睛，尽其所能迎合他。“好，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你啊，我的宝贝儿子，因为保险套破了，所以才有你。”

弒父真的不应该受到惩处。我朝着走廊转身，忽然注意到沾了茶渍的扶手椅上方新挂上一张照片。“什么时候是你的生日？”我问。

“几个星期之前。”他说。“别摆出那种表情。这些照片啊，每一张都是为了你拍的。”

“你晓得这话听起来多疯狂，对不对？墙上挂了五十几张你自己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我或是妈妈，全都只是你自己。”

他搔搔猫咪耳朵之间的隆起之处。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上亿次。

“我爸爸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本来有几张，但我妈妈不得不销毁。我小时候，她经常把照片拿给我看，但现在照片没了，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长相。我不晓得他是谁，塞尔盖，我不知道我的起头。”他从猫咪身上移开视线，抬头看看照片，然后看看我。“这些都是为你拍的，所以你会知道你的起头、你不会忘了我是谁。”

*　*

癌症夺走她的性命之前，我妈在一家小商店当收银员，店里橱架上货品贫乏，零零星星，你看了说不定会以为这里贩卖橱架，而不是一家超商。她出门十五分钟之后，我爸开始干活。他有一支跟皮靴一样大的移动电话，他好像战壕里的士兵似的接听电话，口操行话，清晰明快地处理订单，接着戴上橡皮手套和手术口罩，把厨房桌上的白粉装进小袋里。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是个医生。

“这东西对你非常不好。”放学之后、我获准看着他工作时，他跟我说。他用我妈的量勺均分白粉，放进对折的小纸袋。“你绝对不可以食用。”

“你在制作什么？”

“我在挣钱。”他回答。

夏季之时，他白天经常派我出去送货。倒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只是把几个信封送交到大学生和应召女郎的手中，分量极为轻微，只有严格解释才算犯法。我出门之前，他跟我说了一连串注意事项。

“你必须先点钱，然后才把货品交给他们。”

“你绝对不可以直视警察的双眼。”

“你必须遵守每一条法律，除了你违反的那一条之外。”

“你绝对不可以停下来跟任何人说话。”

“你必须假装自己是个男子汉，然后你就果真是个男子汉。”

我买了地铁车票，而不是跳过入口。我在每个十字路口静候变换灯号。我的身高不及门上的猫眼，不得不一直敲门，直到有人应门。应召女郎有时请我进去喝杯茶，吃条巧克力棒。过了几年，当我意识到自己曾经进入圣彼得堡几位最美艳、最淫荡的女人的香窝、结果却只受到甜食的诱惑，我不禁觉得自己是个沙皇级的无能蠢蛋。现在我只觉得她们好可怜，必须借用毒品才有办法承受发生在那些公寓里的一切。

桌上的海洛因，窗沿的白雪；一头孤狼的刺青延伸到他的前臂；手术口罩盖住他的半张脸；戴了手套的双手娴熟地执行任务：那就是我印象中的老爸。他是个资本主义者，他是个因应新苏联而生的男人，他是个我以为我会永远崇拜的爸爸。

我妈当然知道，但假装不知情。当她发现我帮我爸跑腿，这事才画下句点。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八月的一个下午，我慢慢晃进家门，手指沾了融化的冰淇淋，依然黏答答，她那天正好早点下班回家，我一进门就被她逮到。

“送货挣钱。”我骄傲地说。她伸出右手打了我一巴掌，伸出左手搂住我。

“到处都有人犯法。”她说。“电视里，大街上，克里姆林宫，现在轮到我家里。我才不愿意跟两个歹徒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她打电话报警。那天下午，我爸就在我们公寓大楼外面被捕。

*　*

既然推着基里尔四处走动，我就不得不躲着朋友们。我没有回他们的电话，而且避开公园、学校操场、我们经常躲在里头昏睡的大楼地下室。我们只碰过一次面，那时是六月底，我跟基里尔在Gostiny Dvor地铁站的月台上，基里尔唠唠叨叨讲述铁路枕木的历史，说了又说，讲个不停。沃拉里呆滞的目光忽然停驻在我身上。他搔搔胯下。他头上的虱子肯定已经迁居到鼠蹊间的密林。

“图派克，你最近到哪里去了？”他问。伊凡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一件超大号、塞得进一个四口之家的运动衫站在他后面。

我朝着基里尔点点头。“哪里都没去，只是工作。”

沃拉里不怀好意地笑笑。“新朋友？”

“我爸逼的。”我试图把音量降低到基里尔听不到。

“你听说托尼做了什么好事吗？他上星期抢了一家电脑专卖店。”伊凡说。“他把他的境内护照留在柜台上，但是依然没办法让自己被抓起来。他得走进警察局，坚称自己犯了罪。真的很丢人。”

“他进了克列斯提监狱？”

沃拉里点点头。“最起码关到开庭。听起来还不错。不会缺水，免费供电，我敢打赌他正在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我们这个周末就加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