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昭然若揭（第17/20页）

“是你发动了这次罢工？”她问。

“是我。”

他起身站定，手插在兜里，灯光照着他的脸——她发现在他那轻松自得的笑容里有一股坚定不移的神情。

“我们整天听到罢工的消息，”他说，“以及能力非凡的人必须要仰仗普通人的论调，它叫嚣着说企业家是个寄生虫，是手下的工人养活了他，替他创造了财富，让他发了家——假如工人们都离开的话，他又会如何呢？很好啊，那我就建议让大家都看一看，是谁在仰仗着谁，是谁养活了谁，财富是从谁那里来的，是谁让谁能够生活下去，谁一旦离开的话，受不了的是谁。”

此时的窗户已是一片漆黑，上面映着烟头的星星点点的光亮。他从身边的桌上拿过一根香烟，从划着火柴的亮光里，她看见那枚金色的美元符号在他的手指间一闪而过。

“我退出工作，参加了他的罢工，”休·阿克斯顿说，“因为我无法和声称只有否定知识的存在才能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的人共事。要是一个修下水道的工人为了标榜自己是个行家而号称根本没有修理水管这个行业的话，就不会有人去雇他干活了——然而显然的是，同样的道理用在哲学家这里就被认为是多此一举了。不过，我是从我的学生那里懂得了造成这个局面的正是我自己。一旦思考者们将那些否定思考存在的人认作是另外一种思想派别的思考者——那么摧残心智的人就正是他们自己。他们将基本前提拱手让给了敌人，因此也就是同意把理性的约束力拱手让给了合乎传统的痴呆。基本前提是一种绝对事物，不允许与它的对立面合作，也不允许任何宽容。这正如一个银行家不会交出银行的认可、信誉，和威望，而接受或经手假钞，不会将造假者的要求简单地姑息为只是看法不同而已——因此，我不可能承认西蒙·普利切特博士是个哲学家，或者同他进行什么思想上的争论。在哲学这个账户里，普利切特博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存入，他公然想做的就是去毁灭它。他是希望借助人们之间的理性能力，通过否定理性来谋取私利，他是想在他掠夺计划的表面打上理性的印章，他是想利用哲学的威望收买奴役的思想，但这威望只有当我在那里签出支票的时候才可能作为账户而存在。还是让他自己去干吧，就把他——和将下一代的心灵都托付给他的那些人——要求得到的东西给他们好了：那就是一个充斥着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和声称不会思考的思想家们的世界。我来做让步，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当他们发现他们的这个并不绝对的世界出现了绝对的现实时，我已经不会再出现在那里为他们矛盾的代价付账了。”

“阿克斯顿博士的退出是遵循了正确的银行学原则，”麦达斯·穆利根说，“我的退出则是遵循了爱的原则。爱是一个人赋予最高价值的最终认可方式。促使我退出的是汉萨克的案子——在那件案子中，法庭命令我首先动用我的储户们存的钱，以满足那些能够证明他们根本无权得到这笔财产的人们。我被命令把人们挣来的钱付给一个一文不名、只会嚷嚷着他挣不来钱的家伙。我生在农村，懂得钱意味着什么，我这一生同许多人都打过交道，眼看着他们发展了起来。我是靠着能识别出某一类人才发了财，这类人从不会索要你的信任、希望和怜悯，但却会摆给你事实、证明和利润。你是否知道，在汉克·里尔登刚刚起家，从明尼苏达州出来买下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钢厂的时候，我曾经在他的生意里投了资金？当我看到了办公桌上的那一纸法庭判决，眼前就浮现出一幅景象，景象里面的一举一动都清晰可见。我看到了第一次见到里尔登时他的那张年轻而聪明的面孔。我看见他倒在祭台之下，身上流出的鲜血浸透了大地——而站在祭台上的那个人就是汉萨克，他的目光混浊，不住地抱怨说他从来没有过机会……奇怪的是，一旦你看清楚，事情就变得再简单不过了。对我来说，关掉银行走人简直毫不费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眼前在不断地出现我所为之生活和所热爱的一切。”

她看着纳拉冈赛特法官，“你也是因为这件案子退出的吧？”

“是的，”纳拉冈赛特法官说，“上诉法庭将我的判决推翻之后，我就退出不干了。我之所以选择干这一行，就是想成为一名正义的卫士。然而，他们要我去执行的法令却把我变成了最无耻的、没有正义的刽子手。当那些手无寸铁的人们需要我的保护时，我却得到了强行侵占他们利益的命令。在法庭中，当事人之所以会尊重判决，就是因为相信法庭会保持一个他们双方都接受的客观立场。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人还有这样的尊重，另一个人却没有，一个人在遵循着法律，另一个则在妄自臆想着他的需要——而法律居然站在了臆想的一边，支持的是不合理的东西。我退出——因为我已经无法忍受听到正直的人们再叫我‘法官大人’。”她的眼睛慢慢转向了理查德·哈利，既像是恳求，又像是害怕听到他的遭遇。他笑了。

“我本来可以原谅那些让我吃了不少苦头的人们，”理查德·哈利说，“但我不能原谅的是他们对我的成功所持的偏见。在他们排挤我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心中没有仇恨。如果说我的作品是有新意的，那我就要给他们时间慢慢感受，如果说我能打破常规、让自己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我就没有权利抱怨其他人跟上的脚步太慢。那些年来，我一直在如此告诉我自己——但在某些夜晚，我却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急迫，再也无法让自己相信那些话，我在呼喊着‘为什么？’，却得不到回答。后来的那天晚上，他们对我报以了掌声和欢呼，我站在剧场的舞台上，面对他们，心里想着这就是我苦苦奋斗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希望能好好感受一下，却什么都感觉不到。我眼前还是从前的那些夜晚，听到的是那声‘为什么？’，依然得不到答案——而他们的欢呼似乎同他们的冷落一样的苍白。假如他们能说，‘抱歉，我们来晚了，谢谢你还等着我们’——我就不会再要求别的，他们也就不会知道我心里的想法了。但我从他们的脸上，从他们蜂拥而至对我大加赞颂的语气里，看到和听到的是对艺术家的那种训诫——只不过我以前从不相信会有人拿这样的话当真。他们似乎是说他们并不欠我什么，他们的充耳不闻使我有了一个道德上的追求，为了他们——无论他们给了我什么样的冷嘲热讽、偏见和蹂躏，我都应该去挣扎、承受和忍耐，这样的忍耐是为了教他们能去欣赏我的作品，这正是他们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东西，也正是我应有的追求。那时，我便看清了我以前理解不了的掠夺者的精神上的本质。我看到，他们正如将手伸到穆利根的口袋内，掠夺他的财富那样，将手伸进了我的灵魂，掠夺着我的个人价值——我看到，平庸之辈带着恶意的粗俗，卖弄着自己的浅薄，让它成了用能干者的身躯填满的无底深渊——我看到，他们正如觅食穆利根的钱财那样，吞食着我创作音乐的时间和欲望，企图迫使我认可他们才是我的音乐的意义，以此来掠取他们的自尊，恰恰利用了我的创作理性，使得不是他们去承认我的价值，反而成了我要对他们顶礼膜拜……就在那天晚上，我发誓再也不让他们听到我写的一个音符。我从剧场出来的时候，街上空空荡荡，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看见一个陌生人正站在街边的路灯下等我。已经用不着他再跟我多说什么了，然而，我题献给他的那首协奏曲，名字就叫救赎协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