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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抽出磨损了的钱包。“您需要预支款，”他说，“一百美元怎么样？”

“预支的工作报酬还是卖青铜器的钱？”

“加一块儿。”

“好，”我说，“但只算预支的卖青铜器的钱。工作报酬得另付，您最好每周周末付我钱。”

西尔弗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此外还有什么愿望？想要银币还是金条？”

“哪儿的话。我又不是贪婪的鲨鱼。但这笔钱是我在美国挣的第一笔钱。它让我怀抱希望，不必沿街乞讨或是饿死路旁。您懂吗？这使我变得有点儿幼稚。”

“这种变幼稚的方式倒不错。”

西尔弗拿出十张十美元的票子。“这是咱们合伙做生意的预付款，”说着他又掏出五张十美元的票子，“这是您为青铜器付过的钱，对吗？”

“够大方。我明天什么时候该开始干活？”

“不用八点来，九点吧。这也是干咱们这行的好处，早晨八点没人买古董。”

我把钱装进兜里，然后告辞。外面艳阳高照，街上一派熙熙攘攘。我享受自由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有忘掉金钱与生存二者之间的联系，二者对我来说一向是一回事。我摸着钞票就像把握着生活本身，这些钱够我过三周的。

时值午间，我们坐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里，拉维克、罗伯特·希尔施和我。外面会计们午休的时间刚刚开始。

“人啊，”拉维克说，“人的价值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根本不想谈什么情感，这东西是无法衡量的，因人而异。某人对一个人来说价值高于整个世界，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狗屁不值。从化学角度来看，人也毫无特别之处：碳酸钙、蛋白质、纤维素、脂肪，很多水分和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合起来大约值七美元。只有想消灭一个人的时候，事情才变得有趣。在恺撒进行高卢战争时，杀死一名士兵的平均费用是七十美分。到拿破仑时代，有了枪炮、重炮什么的，杀死一名士兵的总费用已经接近两千美元，然而进行杀人培训的费用还很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为使用了巨量的大炮、碉堡、战舰和弹药，估计每杀死一名士兵的费用大约已涨到一万美元。眼下的这场世界大战，据专家们估计，杀死一名被迫穿上军装的普通会计的费用几乎将达到五万美元。”

“要是杀人这么昂贵，那战争将会慢慢绝迹，”希尔施说，“这是一种基本的道德。”

拉维克摇摇头。“可惜不是这样。军界寄很大希望于正在研制的原子弹。使用它可以抑制大屠杀中出现的价格飙升，据说甚至有望恢复至拿破仑时代的水平。”

“每具尸体两千美元？”

“是的，也可能更低。”

电视屏幕上跳跃着一条条午间新闻。播音员不遗余力地报道着战争中死亡者的人数。他们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这么做，好像给大家正餐前献上的开胃拼盘。

“将军们甚至期待着价格下跌，”拉维克说，“他们发明了全面战争，现在他们不用只在前线消灭昂贵的士兵了，而是实际上也在后方狂轰滥炸，轰炸机在此派上了大用场。现在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全都在劫难逃，人们对此也见怪不怪了。”他指着屏幕上的播音员说：“你们看他那副模样，装腔作势像个布道的！”

“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公正，”希尔施解释说，“军界对此一向就很在意。为什么就该战士单独承担战争的风险呢？为什么不能风险均摊呢？这不过是一种逻辑上的谨慎而已。孩子会长大，女人会生出新的战士——为什么不趁他们成为危险之前就马上把他们杀死呢？军阀和政客的人道是无限的！聪明的医生也不会等着瘟疫失控再采取措施。对吧，拉维克？”

“没错。”拉维克说，瞬间他显得很疲倦。

罗伯特·希尔施望着他问：“要不要我把这个播音员的声音关掉？”

拉维克点点头。“关了吧，罗伯特。我们只能短时间忍受这挺机关枪兴高采烈的扫射。你们知道为什么战争一再爆发吗？”

“因为回忆是个浪漫的造假者，”我说，“它像一个筛子，筛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让战争变成了一场冒险经历。在回忆中，每个人都成了英雄。其实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他们从头到尾经历了战争，可他们只能沉默。”

拉维克摇摇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痛苦是感觉不到的，”他说，“这才是症结所在。他也感觉不到他人的死，短时间后他所能知道的就仅仅是自己得以幸免。是我们那可恶的皮肤将我们和他人隔开，使我们成了自私的孤岛。你们在集中营都经历过，对死者的哀痛并不能阻止人们吞下尽其所能搞到的一块面包。”他举起酒杯。“那儿那个胖播音员滔滔不绝地播报死亡人数，就好像他们不是人，仅仅是猪排骨似的，咱们还喝得下这白兰地吗？”

“喝不下，”希尔施说，“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们能坦然地活着吗？”

窗前一个穿深蓝色上衣的女人在打一个小男孩耳光，孩子差不多四岁。孩子挣脱后往母亲的小腿上踢了一脚。然后他就跑得直到离母亲有一段距离，让她追不上，并做出各种鬼脸。最后两人消失在四处闲逛的会计们当中了。

“军界人道地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希尔施说，“他们不喜欢说‘数百万死者’，不久他们在报道中就会用‘超级死亡人数’来粉饰。‘超级死亡人数’听上去比‘一千万死者’要好一些。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在古代中国，军人属于下九流，地位还不如刽子手，因为刽子手只杀罪犯，而将军们则滥杀无辜。今天他们却成了人上人，杀人越多，他们的荣誉越高。”

我回身看了看，拉维克靠在扶手椅上，闭着双眼。我知道他的特点，那是医生的典型特点：他可以随时入睡，也可以随时醒来。

“他睡了，”希尔施说，“大屠杀、超级死亡人数和偶然的狰狞面目，我们管这些叫历史，它们像无声的雨丝坠入他打的盹。这全靠他所诅咒的、把我们分隔开的皮肤的保佑。噢，能够置身度外是多么幸福啊！”

拉维克睁开双眼。“我没有睡，我在用英文复习子宫切除术的各种问题。你们这些理论上的浪漫派真是不可救药！你们忘了《拉昂摘要》中的条款了？在危机中哀悼不可避免的事是种自我削弱！”

他站起来向街上望去。会计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叽叽喳喳的已婚妇女，她们穿着花连衣裙前往各处买东西。“已经这么晚了？我得去医院了！”

“你可以轻易数落我们，”希尔施说，“你起码有个体面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