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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德加的画挂哪儿啊？”我问。我没有兴趣继续迎合一个军火商的自我了，可库珀还不知足。“这块地毯值多少钱啊？”他贪婪地问。

这是一块十七世纪亚美尼亚的龙图案地毯，要是我继承了其名字的佐默见到一定会被迷住。“地毯的价格下跌了，”我说，“自从住宅的地面可以铺别的材料以来，就没人再愿意要地毯了。”

“什么？为这块地毯我可花了一万两千美元呀！它现在值不了这么多了？”

“我觉得是值不了了。”我报复性地回答道。

“那它现在值多少钱呢？不是一切都在涨价吗？”

“画作涨价了，地毯没有。这是战争造成的。另一种买主阶层浮现了，许多老收藏家不得不出卖他们的藏品，新买主想用文化显示自己的品位。挂在墙上的雷诺阿画作比铺在地上踩旧了的老地毯能帮他们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更何况每个来访者还会继续在上面践踏。库珀先生，像您这样有品位的老收藏家，还知道欣赏好地毯的，”我紧盯着他说，“已经屈指可数了。”

“那它到底还值多少钱呢？”

“也许是原价的一半吧。如今顶多还有人买小块跪毯，可这么大块的杰作是无人问津了。”

“该死！”库珀愠怒地站起身。“那好，您把德加就挂到您刚才说过的地方吧。可别把墙壁搞坏。”

“墙上几乎连洞都不会留下。我们有专用挂钩。”

库珀消失了，去心疼他的损失去了。我很快挂好了德加的画。墨绿色的舞女起舞于那两尊几乎呈蓝色的汉代青铜器上方，三件珍品彼此投放着丝绒般柔和的铜绿之光。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两件中国青铜器，立刻感受到铜绿那柔和而凉爽的温度。“你们这些可怜而陌生的‘流亡者’，”我说，“不幸沦落到一位军火商和对文化一窍不通者的豪华安乐窝中。我欢迎你们！你们给了我一种奇异的感觉——没有故乡却有家园。在此家园中，完美代替了地理，艺术代替了爱国，幸福的瞬间代替了战争。在这种瞬间里，人们意识到，人类历史不外乎由一群在世界各地疲于奔命的流浪者组成，他们既短命又杀人，有时他们也能成功地做到在幻想中感悟永恒，这种永恒以结晶的方式体现在纯粹的美中，这可以是青铜器、大理石、彩色画作或是话语，哪怕是在一位与死神打交道的军火商家里与它们不期而遇。还有你，娇弱的舞女，你也不该抱怨自己的流亡！你的境况还可能更糟，你现在的主人本可以在你四周摆上一圈手榴弹，或是把你放到机关枪和火焰喷射器之间！他要是这么做了，那倒更贴近他的真实风格。使你免遭此厄运的是他的占有欲。那么你就在两个唐代舞女陶俑间去做你的异域梦吧。这两个唐代舞女是一百年前盗墓贼从北京一位高官的坟墓中挖出来的，她们也像我们大家一样沦落到这种陌生的生存环境中来了。”

“这么半天您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那姑娘站在我身后，我忘了她的存在。库珀打发她回来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偷东西或是打碎什么。“咒语，”我回答说，“全是咒语。”

“您不舒服吗？”

“不，”我说，“正相反，特别好。此外您与这位迷人的舞女有点儿像。”我指着德加的画说。

“像那个又肥又蠢的？”她不满地问。“那我可得立刻节食几个月了！只吃脱脂凝乳和沙拉！”

亚设殡仪馆前有两棵月桂树，其树冠被剪成球形。我记错了时间，早到了近半个小时。一张唱片在播放管风琴乐曲，人工调节过的空气中充斥着蜡烛和消毒水的味道。室内半暗，从两扇彩色玻璃窗中只透过稀少的光线。因为我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屋里，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我只听见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在讲话，还奇怪怎么不是利普许茨。一般情况下，为死去的流亡者致悼词的总是利普许茨。他在法国时就开始致悼词了，不过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注意，总是匆忙和偷偷进行的。在美国这儿，他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展示自己的口才了，没有人会在墓地出口或是停尸房门边候着，让他出示护照了。希尔施告诉我，从此他就把在流亡者的棺材旁致悼词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义务。他以前当过律师，不能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让他很失落，所以他就把劲儿全用在致悼词上了。

当我的眼睛慢慢适应室内的光线后，我才发现自己参加的这个追悼会不对头。那棺材太昂贵，而且周围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我小心地溜了出来，在外面遇见坦嫩鲍姆-史密斯。杰西由于太激动，告诉他的时间也是错的。“特勒有亲戚吗？”他问。

“我想没有。您不认识他吗？”

坦嫩鲍姆摇了摇头。我们站在骄阳下。刚才我误入的那场追悼会结束了，吊唁者走了出来。他们眯起眼看看高照的艳阳，就迅速各奔东西了。“灵柩停放在哪儿了？”我问。

“放在后面一间屋子里，待会儿才推出来。那儿有空调。”

最后从屋里出来的是一位年轻女子，身边有位上了年纪的男士陪同。那男子站住脚点了一根烟。那女子四处环视，在热得空气似乎都在颤抖的酷暑中她显得茫然若失。那男子扔掉火柴，匆匆跟随她走了。

忽然我看见利普许茨来了，他穿着夏季浅色西服，系着黑色领带，完全一副参加追悼会的打扮。“时间搞错了，”他说，“我们没来得及通知所有人。改时间是因为杰西，她非要再见特勒一面不可。所以我们告诉了她一个错误的时间，等她来时，棺材已经封了。”

“那追悼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

利普许茨看了看表。“半小时以后。”坦嫩鲍姆-史密斯看着我问：“我们去喝点儿什么好吗？拐角有个杂货店。”

“我不去，”利普许茨说，“我得在这儿等候，其他人马上就到了。”

他已经自视为追悼会主持人了。“我还得操心音乐的事，”他解释说，“以免发生混乱。特勒是个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天主教徒。但自从希特勒上台后，他从感情上更认同自己是犹太人。现在我是这么处理的，昨天我请天主教神父为他做了祈祷。说动这位神父可费了不少劲，因为特勒是自杀的。本来他也不可能在墓地安葬，幸好这事也解决了，因为特勒将被火化。可那个神父，我的天啊，我嘴皮子都磨破了，他才画了十字！最后他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一桩很复杂的不幸事件，才变得通情达理多了。这也可以理解，为了保护天主教徒，教皇毕竟与纳粹签署了协定。因此一位天主教犹太人就是个特例，更何况他还是自杀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