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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科夫来到桌旁，一言不发地放下一瓶伏特加和两个酒杯。

“如果有博若莱葡萄酒的话，我宁愿喝博若莱葡萄酒，”伦茨解释道，“一种伤感的老习惯。另外我也喝不了烧酒。”

“我们有那种酒吗？”我问弗拉基米尔。

“拉乌尔先生有，我可以打电话跟他换点儿。有这个必要吗？”

“有，”我说，“这回有必要。甚至来瓶香槟都不过分。这次重逢让人相信奇迹不光中世纪才有，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

“战争期间你在法国被抓到过吗？”

伦茨点点头。“为了弄到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签证，当时我正在昂蒂布[120]作画。我得到了签证，却被关进了集中营。几个月后我被放了出来。我用蛋彩画法[121]给集中营的指挥官画了像，释放我并不难，因为我已经拿到了签证。”

莫伊科夫回来了。“拉乌尔先生让我问候你们。我们大家都是这个血腥行星上的朝圣者。”他开了一瓶香槟。

“拉乌尔先生也是流亡者吗？”伦茨问。

“他是个有异国情调的流亡者。你是怎么来到美国的，西格弗里德。”

“是从葡萄牙搭货轮来的，我……”

我示意他不必再说下去。“你画了船长画大副，画了大副画二副……”

“后来又画了厨师，”伦茨补充道，“那厨师我甚至画了两次，他是黑白混血，会做非常好吃的爱尔兰炖肉。”

“您也给签发签证的美国领事画像了吗？”莫伊科夫问。

“没给他画，”伦茨回复道，“他给我签证是因为我能够出示集中营的释放证明。我出于感激想至少给他画张素描。他拒绝了，他收藏立体派的作品。”

莫伊科夫斟满酒杯。“您仍旧画肖像吗？”他问。

“如有需要，偶尔也画。令人惊奇的是，公务员、海关税官、警卫、暴君和凶手全都酷爱艺术，民主派人士也不例外。”

“你还弹钢琴吗？”我问。

伦茨望着我说：“弹得不多了，路德维希。所以我也不常作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想出人头地，我有抱负。这一切都在集中营烟消云散了。我无法将我那点儿雄心和那些可怕的回忆区分开来，有太多的有关死亡的回忆。你的情况不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我们大家的遭遇都一样，西格弗里德。”

“没错。反正对流亡者来说，搞音乐与绘画要比写小说和诗歌强。写小说和诗歌能写出什么名堂呢？即使你是个出色的记者又能如何？在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就已经有语言障碍了。人变成了哑巴。你也是如此吧？”

“我也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伦茨微笑道：“古老的苦路依旧存在，这里也不例外。秘密电报。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把你的地址给了我。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名字。是在一家俄国夜总会。”

“她叫什么名字？”

我一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玛丽亚·菲奥拉，”伦茨说，“我当时谈起了你。她认定说的是你，就告诉了我你在这里的地址。反正我也碰巧要到纽约来，所以就来这儿找你了。”

“你在这儿待多长时间？”

“只待几天。我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韦斯特伍德，尽量远离欧洲。住在一座人造城中，来往的都是些搞电影的，他们认为拍电影才是生活。那种生活比现实生活好忍受些，现实生活我是过够了。你不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过。如果我们了解的就是现实的话，你说得没错。”

“什么是现实你也不知道？”

“今天不知道，西格弗里德。每天的情况都不同。”

莫伊科夫又走了进来。“满月。”他说。

伦茨不解地看着他。“秋季的满月，”弗拉基米尔解释道，“这令流亡者不安，比平时更加不安。”

“为什么？”

“我也说不好。大概跟关在笼子里的候鸟差不多，它们也开始振翅扑腾。”

伦茨边打哈欠边看了看四周，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显得相当无聊。“我累了，”他说，“因为时差。今晚我可以睡在这里吗？”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三楼，八号房间空着。”

“我明天得回去，”伦茨说，“我只是想见见你，路德维希。”他微笑道：“奇怪，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重逢后却没什么可说的，对不对？也许是不幸的单调使然。”

我陪他向楼上走去。“是不幸吗？现在？”我问。

“不，可这说得上是幸福吗？人们在等待，等什么？”

“你愿意回去吗？”

“不，我想是不愿意。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们在集中营时曾说过，只要活着，就没输？我们那时候多傻啊，于事无补的错误的英雄主义。要是说只要活着，就会受刑，或是只要活着，就得忍受痛苦，这更正确。晚安，路德维希。明早我还能见到你吗？”

“那当然，西格弗里德。”

伦茨又微笑起来。那是一种绝望、犬儒与悲哀的微笑。“这话我们在集中营有时也问过。但答案并不这么肯定。你知道吗，我们也许是集中营仅剩的还活着的人？”

“大概吧。”

“这也不容易呢，是吧？”

“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功。”我说。

我又回到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女伯爵正巧飘然而至，她身穿灰色带滚边的连衣裙，脸色有些苍白，面前摆着一大杯伏特加，坐在那儿显得颇纠结。“我想尽办法，要在不得不进济贫院前体面地死去，”她小声说，“我信仰的宗教禁止自杀。但我为什么有这么一颗铁一般结实的心脏呢？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还是我这颗心是橡胶的？”

“它是由所有材料中最珍贵的材料制成的，”莫伊科夫小心翼翼地答道，“由回忆与眼泪。”

她点点头，喝了一大口酒。“难道这两样不是一回事吗？”她迟疑地问。

莫伊科夫点点头。“我想是一回事，伯爵夫人。哪怕在幸运儿那儿也是一样，在幸运儿那儿更是如此。”他冲我转过身并张开他的大手，里面有几粒安眠药。“需要多少？”他问。

“两粒，”我说，“要不三粒吧。你是个神机妙算的人。”

“满月。小心起见还是拿三粒吧。我得留两粒给伯爵夫人。”

我睡着了，可几个钟头后又喊叫着惊醒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平静下来。我梦见了沉默的西比勒那张苍白的脸，还有巴黎另一个人的脸，那张脸僵硬，周围苍蝇嗡嗡乱飞。也梦到了其他死者，其间还梦见了玛丽亚·菲奥拉。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骗子，既骗了生者，也骗了死者。我愣了一会儿神，穿上衣服，想在夜色中去外面到处转转。稍后我又脱掉了衣服，向院子里望去，看了看外面的建筑，又回忆起自己的一生。接着我把剩下的安眠药都吃了，我想起西格弗里德·伦茨，还有欲死不能的女伯爵和不想死的杰西，以及许多其他人。最后我把自己留着的其他安眠药也吞了下去，终于再次缓慢地滑入黑色的虚无梦境中，我害怕发出汩汩声的影子梦境，因为在它面前我束手无策，只剩下那撕裂的自我，它既令我痛苦，亦遭我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