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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送着她。滑稽这个词和她的笑声出乎意料地击中了我，令我突然想起了集中营里的一位医生，他被人称作“笑面虎”。他认为所有病人都是滑稽的，他治疗他们的方法是：一边脆声大笑，一边用马鞭鞭挞病人，直到他们宣称自己已经没病了。这就是他的检查与治疗。

“您怎么了？”亚历山大·西尔弗问道。“您脸色煞白，是不是这个不屈不挠的畜生也让您觉得恶心啊？可怎么对付她呢？无论你做什么，她都回敬你亲吻、拥抱与笑声。阿诺德这回是没救了，您觉得呢？”

“他看上去倒挺受用的。”

“人也可以朗声大笑地走向地狱。”

“您再等等吧，西尔弗先生。美国的离婚方式很简单，不是什么大灾难。所有能发生的不过就是阿诺德又长了一次见识。”

西尔弗盯着我说：“您心肠够硬的。”

我没搭茬，否则太可笑。“您真想重操旧业当律师？”我问。

亚历山大匆忙地打了个手势。“您把那块牌子摘下来吧，”我说，“反正也没人光顾。您为什么要赔本贱卖呢？”

“赔本？我可没想赔本贱卖，”西尔弗回复道，突然间他又变得活跃起来，“甩卖并不等于非得赔本。甩卖就是甩卖，当然卖的时候还想有赚。”

“行，那您就把那块牌子留在橱窗里。这么想就对了！那您就泰然静候着阿诺德离婚吧，你们俩反正都是律师。”

“离婚要花很多钱的！冤枉钱！”

“每种经验都不是白来的。只要是花钱能摆平的，就都不算什么。”

“心灵还受刺激呢！”

我望着这位绝望的犹太假纳粹的脸，他那和善的脸上满是忧愁。这令我不由想起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在集中营接受笑面虎的检查时曾遭毒打。这位囚犯有严重的心脏病，笑面虎一边鞭挞他，一边说集中营的伙食正好适合心脏病患者，既没油水又没肉，还能老在户外的新鲜空气里干活。这位老汉在挨了特别沉重的一鞭后沉默地倒下，从此再也没能爬起来。“西尔弗先生，您大概不会相信我的话，”我说，“您尽管有这么多烦心事，可仍旧是个非常幸福的人。”

我去找罗伯特·希尔施，他正准备关店门下班。“跟我一起去吃饭吧，”他说，“在纽约虽然找不到可以坐在户外进餐的地方，可却有许多一流的海鲜店。”

“有可以坐在户外的地方，”我说，“圣莫里茨旅馆有个狭长的露台。”

希尔施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吃晚饭不行，那儿为思乡的流亡者准备的只有咖啡和点心。还有烧酒，喝醉了就不会再思念巴黎那些带露台的小饭馆了。”

“也不用去想盖世太保和那儿的警察了。”

“那儿没有盖世太保了，那座城市已经摆脱了那种瘟疫。乡愁却没有消失。这事也怪了，在巴黎时，流亡者思念德国，到了纽约，他们又思念巴黎，思念也跟竹笋似的一层一层的。不知下回该轮到思念哪儿了？”

“可也有些流亡者哪儿都不思念。”

“那些上等美国人和一心想当世界公民的主儿。他们也有乡愁，不过被压抑了，变为神经症，匿名存在。”希尔施笑了。“世界又开放了，巴黎自由了，整个法国几乎都自由了，比利时也一样。苦路又畅通无阻了，布鲁塞尔解放了，荷兰也自由了，人又可以重新思念欧洲了。”

“布鲁塞尔？”我问道。

“这你本该知道的呀，”罗伯特·希尔施吃惊地回答说，“昨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报道布鲁塞尔是如何被解放的。我把那篇文章替你留起来了，在这儿呢。”

他走回黑灯瞎火的店里为我取来那张报纸。“待会儿再读吧，”他说，“现在我们先去吃饭，去海王餐厅。”

“去吃那些螯被束缚的龙虾？”罗伯特点点头：“去吃那些被捆绑着、在橱窗里的冰上等着被沸水煮死的龙虾。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那儿吃饭的情景吗？”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街道对我来说就像是金子与希望铺成的。”

“那现在呢？”

“不一样，也一样。我什么都没忘。”

希尔施端详着我。“这很少见。记忆是最大的叛徒。你是一个幸福的人，路德维希。”

“此话我今天对另外一个人说过，他听后差点儿把我打死。也许人从来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沿着第三大道向前走。我西服口袋里那张报道布鲁塞尔解放过程的文章像一团火，在我心头燃烧。“卡门好吗？”我问。

希尔施不回答。暖风犹如猎犬，在房屋周围嗅来嗅去。纽约夏季的桑拿天已经过去了，风带来了海洋的咸腥味儿。“卡门好吗？”我再次问道。

“老样子，”希尔施说，“她是一个并无奥秘的谜。有人想带她去好莱坞发展，我劝她去。”

“什么？”

“这是我能留住她的唯一可能，你不知道吗？玛丽亚·菲奥拉好吗？”

“她在好莱坞，”我说，“作为时装模特，她还回来。她常去那儿。”

海王餐厅的橱窗灯火通明。被捆绑着的龙虾沉默地在冰上受罪，等待着被抛进沸水中煮死。“它们被扔进锅里的时候会叫吗？”我问。“我知道螃蟹被扔进热水中时会叫。它们不会马上毙命，身上那层平时保护它们的甲壳在死亡过程中就成了它们的厄运，使死亡变得更缓慢，也更痛苦。”

“到这儿吃饭，你是最合适的搭档，”希尔施说，“今天我情愿跟你一样吃蟹腿，它们至少已经死了。你胜利了。”

我呆望着那群身上带黑纹的硬壳龙虾。“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无声的呐喊，它们向往的是宽阔的海洋。”我说。

“打住，路德维希，要不然我们就得吃素了。思乡？只要是自愿离开的，不过就是多愁善感罢了，无害，无益，多余。如果是被迫逃离的，要不然就得死、受刑或是进集中营，那就另当别论了。奇怪的是，获救一段时间以后，倘若不是特别小心、特别勇敢或是特别幸福，得救本身就会变成蚕食五脏六腑的癌症。”

“恐怕也是当局者迷吧。”我说。那篇有关布鲁塞尔的报道在我口袋中仍像一团火在燃烧。

我早早回到旅馆，时间好像突然变多了。不是那种可以找些事做就能打发的时间，而是像黑洞一样的时间。这种空虚你越想填满它，它越空虚。玛丽亚·菲奥拉走后，我就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我也没指望会有消息。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没有信件和电话的状态下度过的，因为我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地址。对此我已习惯，此外我还学会了知足常乐。尽管如此，我仍旧感到空虚。这不是怕玛丽亚不再回来的那种恐慌，即使我知道她早晚得搬出五十七街的那套公寓。这种空虚就像心中缺少了什么。我并非不幸，只有某人死亡了，人才会感到不幸；这个人如果离开了，哪怕是离开时间不长或是永不能再相见，人都不会感到不幸。这也是我在生活中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