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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已然是秋季，闷热的桑拿天突然消失，夜间更是秋高气爽。我仍旧过着冒名顶替的日子，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的战争仍在进行，在世界的另一侧像回声般涌动，在欧洲，在南太平洋，在埃及。这场鬼怪战争肆虐各处，唯独没有发生在这块使这场战争还能进行下去的大陆，没有发生在这个我在其中像不安的影子一样生活着的国家。在此我受到容忍，甚至还得到了小小的私人幸福。我实在不配得到这种幸福，它让我几乎产生一种负罪感。每当我想起那堵影子般的黑墙，它就在我面前徐徐打开，让我更加接近这么多年在流亡中支撑我活下来的信念，现在，我面前日益清晰的是这一信念的血腥誓言，我都不想要这种幸福。

我在一盏街灯下站住，打开了那张刊载着有关布鲁塞尔的报道的报纸。我本想回到旅馆房间里再读，但我几乎害怕一个人在房间里读它。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回过神来。报纸上有一张照片，还提到许多我所熟悉的街名和广场名，我的耳畔曾响起过那座城市街道的喧闹声，似乎有人在我心中喊出它们的名字，那喊声犹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灰色幽灵出没的地方。这地方突然间亮起了白色和绿色的墓地灯，就像一个大厅在黄昏时点起了炽光灯，里面的声音是听不见的，那份悲哀几乎是无法忍受的。若非亲身经历，我是绝不会相信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人会毫无知觉地站在那里，像被冻僵了似的，低唤下落不明或是已经死去了的人的名字，这些平淡无奇的名字所隐含的痛苦是令人彻底绝望的，念叨着它们，人就如芒在背。出现在这些名字后面的面孔苍白，抱怨，却不控诉；脸上的眼睛充满询问，但它们在询问什么，询问什么呢？询问他们的生活？询问帮助？什么帮助？询问回忆？什么回忆？询问复仇？我不知道答案。

我站在一家皮货店前，里面的旅行箱一层层堆放着，艺术得像一座座金字塔。我盯着这些箱子，它们被人如此小心翼翼地堆放在那里，好像这就是它们存在的目的似的。那些堆放了它们的人曾生活在何处并有过怎样的生活？我在哪些市民宁静与舒适的小屋中可以找到他们？我这个活在自己自责与回忆风暴中的“麻风病人”，能否在他们那不知情的微火上温暖自己的双手？

我张望一下四周。有人撞了我一下并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明白。我仍旧望着眼前的箱子，它们是无忧无虑旅行的象征，我已不知这是什么感受。我的旅程一向是逃亡，逃亡是用不着皮箱的。就是在这里，我也依然处于逃亡状态，尽管我已不能也不想再继续逃亡了。现在，在这个秋天的傍晚我意识到，我在逃避自己，逃避的是生活在我内心深处的那个破碎与迷惘的人。他喊叫着一心要摧毁那毁灭了我的东西，否则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完整的人。我一直在躲避他，也将继续躲避他，因为我知道，时机成熟了我才能行动，过早动手，毁掉的将仅仅是我自己。这血腥而禁锢的世界重新开放的程度越大，我自己的内心冲突越激烈，并在阴暗中徘徊于软弱与行动之间。我只知道必须行动，至于行动的结果是否会毁灭自己，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有人在等你，”莫伊科夫说，“已经等了一个钟头了。”

我往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瞧了瞧，并没有走进去。“警察？”我问。

“我想不是。他说他早就认识你。”

“你认识他吗？”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他以前从没在这儿露过面。”

我又等了一会儿。我恨自己又被吓着了，但我知道今生恐怕都难克服这种流亡者情结了。它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可谓根深蒂固。我走进了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

盆栽棕榈下有人站起身喊道：“路德维希！”

“天哪！西格弗里德！你还活着？你现在叫什么名字？”

“名字还是老名字。你现在叫佐默，对吗？”

问题都是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仿佛彼此在墓地重逢，惊奇地发现俩人居然都还活着。我是在德国集中营认识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他是个画家，也会弹钢琴。这两样技能使他免遭枪杀。他教那些指挥官的孩子弹钢琴，这样指挥官便省下了请钢琴教师的钱，伦茨也可以继续活着。伦茨教钢琴的速度就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为的是拖延时间，好能多活些日子，当然，这速度也不能慢得让指挥官丧失了耐心。他也在党卫军和冲锋队员聚会的晚上演奏，当然不是演奏纳粹党的歌曲，否则就真成了种族耻辱了，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演奏的是进行曲、舞曲和轻歌剧。集中营警卫在殴打和刑讯犹太人后往往能领到免费的烧酒，他们就听着音乐喝个烂醉。

集中营换了指挥官，新来的没孩子。可伦茨运气仍旧不错，新来的指挥官听说他不光会弹琴，还会画画，就命令伦茨给他画肖像。为了能多活些日子，他同样以慢镜头的速度作画。当他终于画完时，指挥官晋升了。他得到了新军服，伦茨又得重新画他。他给一位位看守画像，他画指挥官的老婆，他画其他军官们的老婆，他为生存而作画。他画那位想给他一针、送他上西天的医生，直到他被转押到其他集中营，后来我就没有再听到任何他的消息了。我以为他在用画笔抵御死亡的殊死搏斗中失败了，已经进了焚烧炉，以致几乎把他忘了。现在他又出现在我面前，变了样，胖了，留着胡子，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

“你干吗要留胡子啊？”我没话找话地问。

“胡子可以剃掉，”伦茨回答说，他对我这个如此愚蠢的问题显然感到吃惊，“留胡子能让人马上变得几乎认不出来。要是必须得逃亡，这可是一大优势。有备无患总没错，对吧？”

我点点头。“你是怎么出来的？从集中营？”

“他们让我溜了，是一个指挥官成全了我。那人让我给他全家画像，包括祖父母和朋友们。我画了，最后一张没画完我就溜了。否则画完后他们又会把我关押回去。我一路逃下去，一直到了法国。”

“在法国呢？”

“我继续画，”伦茨说，“在德国时有人让我藏了一晚上，为了表示感谢，我也给他们画了像。可一晚上的时间太短了，最多只能画一幅水彩画。在法国边界我给海关的人画像，会点儿二把刀的艺术的用处确实令人惊奇。我不是什么好画家，我只是个涂鸦者，画出来的跟相片区别不大。梵高和塞尚那种画法就别想过边境了，他们还送了我一瓶博若莱葡萄酒并给我指了路。我跟那些海关税官一起过了一个感人的圣诞夜。他们得到了画像作为送给妻子的礼物，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千恩万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