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点唱机（第9/11页）

这样看来，难道说音乐盒就是无所事事的人，这些城市游手好闲的人，这些当今更摩登的世界一隅游手好闲的人的玩物吗？不。他无论如何在寻找着它们，不是在无所事事的、而是在有事可做的时间里，或者在有计划的时间里，尤其是从所有的外国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之后更甚。如果说在写作几个小时之前走一走是要求得安静的话，那么之后走一走就是寻找点唱机，几乎同样有规律。——为了让自己散散心？——不。一旦他开始追寻什么东西的话，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分心的。他的房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确没有了音乐，没有了唱片机和类似的东西；每当听完收音机里的新闻之后，只要一开始播放音乐，不管是什么，他都立刻关掉；即使他寂寞难熬，在空虚和意识变得麻木的时刻，只要他想象着他现在并不是孤独一人，而是坐在电视机前，这就足够了。他更喜欢自己当下的状态。甚至连电影院，昔日曾经是工作之余的一种避难场所，他都越来越不想去了：这期间，偏偏就在电影院里，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常常侵袭他，他害怕再也无法从这种感觉中走出来，找到自己的东西，于是他电影看到一半就走出去，这无非就是要逃脱开这样一些下午的噩梦。——那么他要去寻找那些点唱机，是为了像开始时一样让自己集中心思吗？——也不再是这样的情形了。在索里亚逗留的那几星期里，他已经想方设法要仔仔细细地读一读圣女大特蕾莎的著作35；每每伏案写作之后，他就“径直坐到”那些不值一提的玩意儿跟前，或许会用一个有点放肆的对比来解释这样的行为：这位圣女曾经受到她那个时代之前一次信仰之争的影响。这次信仰之争16世纪初发生在两个派别之间，关系到接近上帝的方式：一派认为应当为此“集中心思”——那些所谓的recogidos 36——通过绷紧肌肉及类似的方式，而另一派，也就是dejados 37，被称之为“顺其自然者”或者“宿命者”，他们无为而治，任凭上帝在他们的心灵—alma—世界里任意主宰，而这位修女看来更接近听任者而不是集中心思者，这是因为，如果有人一味将自己更多地交给上帝的话，那他同时就可能被魔鬼所征服——可以说，他也就是这样坐在他的点唱机跟前，不是为了集中精力继续做下去，而是相反听之任之。他什么别的事情都不做，只是洗耳恭听那些别有洞天的点唱机里的和弦——“特别”也是因为，在一个公共场所里，他并没有遭受这些和弦的折磨，而是选择了它们，仿佛在亲自“演奏”它们——，于是在他那听之任之的内心里得以延续：当他坐在那音乐盒跟前（西班牙语：junto，心心相印）听着鲍勃·马利38的“救赎歌”，一个个早就没有生气的图像变得生气勃勃，浮现在眼前，只需要这样写下来就是了；伴随着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爱丽丝的“特别之夜”，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女性人物进入他正在从事的叙述里，而且一再有条不紊地拓展开来；与喝了太多酒时迥然不同，他这样倾听时记下的东西，第二天依然萦绕在耳际。也就是说，在那样的思考时刻（从来都不会发现它们带有什么意图，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桌旁——一种随意的思考，他无非看作是对比和区别），他之所以走出去，不单是为了走得越远越好，而且也走向那些点唱机酒馆。后来，他每每坐在那家点唱机曾经被手枪子弹击中过的皮条客酒吧里，或者坐在失业者咖啡屋里，那里面有为从附近精神病医院里随便跑出来的病人准备的桌子——一张张不声不响、一动不动的苍白面孔，唯独用啤酒送服药片时才会动一下——时，就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他之所以来这里，并不是因为环境的缘故，而更多是为了反复聆听《嘿，乔》和《我和鲍比·麦吉》39。——难道这就不意味着，他之所以去寻找那些点唱机，就像人们所说的，是要偷偷地从当下脱身吗？——也许吧。然则，事情通常截然相反：除了他这玩意儿之外，凡是还存在于周围的东西，都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当下性。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在那些酒馆里选择自己合适的位子，从那里既可以一览整个空间，又能够看得到外面的剪影。于是，与点唱机为伍，连同那联翩的浮想，没有那令他厌恶的观察，常常出现了一种自我升华，或者恰恰成了当下，也包括其他那些景象。而体现在它们身上的当下性，与其说是那些引人注目或者令人大受刺激的东西，倒不如说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哪怕只是习惯的形式或颜色。而他觉得这样升华的当下是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珍贵，更值得传承下去；这样一种当下，平时也只有在阅读一本可以唤起你思考的书里才会出现的。简单地说，一个人走来走去，一丛灌木动来动去，一辆无轨电车是黄色的，并且拐向火车站，道路交叉口形成一个三角，女招待站在门边，粉笔在台球桌边沿上，天下雨了，如此不胜枚举，那么这一一都会告诉你什么。是的，事情就是这样，当下拥有了四肢！这样一来，甚至连“我们这些玩点唱机的人”那些微不足道的习惯和那些为数不多的变化都值得引起注意了。他自己按键时常常一只手叉在腰间，并且微微倾着身子，几乎要挨上这玩意儿，而另一个人则用双手去选择，他叉开两腿，保持距离，伸展双臂，像个技术员一样，接着第三个人让自己的手指在按键上飞舞，犹如一个钢琴家，之后立刻离去，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或者待在那儿，好像在等待着一个试验结果，直到声音开始响起来（然后也许没有听下去就出门消失在街上了），或者他干脆就从桌旁呼喊着那些记得滚瓜烂熟的编号，让其他人帮他启动所点唱的全部曲目——这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点唱机里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如同一个生灵，一种宠物：“从昨天起，它就不乐意那么顺顺当当了”，“我不知道，它今天会怎么样，它是故意为之。”——难道他真的觉得这样一个机器和另一个一样吗？——不。它们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差异，就在于鲜明的厌恶和地地道道的温柔或者显而易见的恭敬之间。——面对的是一个系列产品？——面对的是上面留下的人的踪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不在乎这个机器的形式本身。在他看来，作为战争产物，点唱机也可以是木制的，或者不叫“沃利策”，而叫“音乐箱子”、“交响曲”或者“军乐”，并且拥有那样一个德国经济奇迹产物的小盒子造型，甚至彻底没有光亮，由深色和不透明的玻璃构成的，没有声响，表面上看死气沉沉的，可是你一投入硬币，那多重选择的字体就会闪烁；你一按下键去，伴随着外面黑色玻璃正面的搜索光标，从里面就开始发出嗡嗡声。在这期间，对他来说，如此举足轻重的不再是那种特别的点唱机声响，而是那不同凡响的叫唤声，因为它是如同从许多无声的深层里面发出来的，你常常只有洗耳恭听才可以听得到，他曾经这样想到，与威廉·福克纳在其小说中描写的那条“大河”一样，在那片被淹得一望无际的土地上，让人在那无声而平静的河流深处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如同“密西西比河的哗哗声”：必要时，他可以满足于挂在墙上的盒子，因为声音从那里发出来要比从袖珍收音机里更平淡，或者更细弱。而万不得已时，在酒馆的嘈杂声中，声音变得听不见了，甚至出现了某种有节奏的空气振动，他要从中听出那个——唯一的前提——他所选择的乐曲的副歌或者仅仅是节拍，由此在他的耳朵里，从振动到振动，整个歌曲在演奏着。相反他面对那样的点唱机时很反感，因为那里所播放的歌曲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依照“风格”分类排列起来的，而本身是一个系列的部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贯穿整个国家，千篇一律，没有变化，由一个无名的中心规定甚或强加给各个酒馆。这样的中心，他只能想象为一种黑手党，点唱机黑手党。这样——在所有国家里，此间几乎只有这样的东西——一些系列组合没有演奏形式，只有在适应当下的前提下才有选择的可能性，人们对此已经洞察秋毫，即使它们被镶嵌进这历史悠久的沃利策模式里，显现在不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而是预先印制好的节目单上，除了那一个个写着歌手名字和歌曲名的小牌子外，预先做好了全面而周到的准备。然而奇怪的是，他也回避那些点唱机，因为它们的节目单如同一些餐馆的菜单，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显示出唯一的个人手迹，尽管通常恰恰在这里，每个独立的唱片就像是专门为他所确定的：对他来说，一个点唱机的节目不应该体现任何意图——更何况如此高贵的——，任何专长，任何知情，任何和谐——它只需要向他表现出一片混乱不堪，连同它那令人陌生（随着岁月的逝去会越来越多）的部分，以及许许多多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曲目，其间当然愈加珍贵的是，要确切地寻找出那些此刻适合他的方式（从那漫无头绪的范围里能够找出来几个就足够了）来。而且这样的音乐盒，你可以从它们的选择面板上看得出来；机打和手写的大杂烩，特别是那些经常从曲名牌到曲名牌不断变换的手迹多种多样，一个是用墨水写的大写印刷体，下一个则是随随便便、几乎像是用女秘书的速记手法写上去的，但绝大部分不管衔接还是字母方向多么千差万别，可看样子却显得特别认真仔细一丝不苟，有些如同小孩子的字体，涂涂画画的样子，在所有那些错误百出的字迹当中却往往是拼写完全正确的（包括重音符号和连字符），而对那个相关的女招待来说，这些歌曲名无疑带有异域色彩，那纸张不是这儿就是那儿已经变黄褪色，字迹变得暗淡，难以看懂，或许也被刚写上另一个曲目的纸片盖住了，不过，透过光线，尽管已经无法辨认，却也给人一种强烈的预感。久而久之，如果仅有一个点唱机的话，那么他的第一目光越来越看重的是其选择范围，而非“它”那些用这样的笔迹所标记的唱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偏偏就倾听起这个点唱机，哪怕他对它之前很陌生或者完全不熟悉。就这样，有一次，在巴黎一个郊区的北非人酒吧里，站在点唱机前（从它那地地道道的法国式统一编码牌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是黑手党提供的），他在边上发现了一个标签，手写的，字母又大又不规则，各个都像惊叹号；他选择了那首走私进来的阿拉伯歌曲，然后不断重复，并且此刻在这里还有那个悠远回荡的西迪曼苏尔40陪伴，那个从他沉默中清醒一会儿的酒吧侍者这么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不同凡响的地方”的名字，那个从他的沉默中清醒片刻的酒吧侍者这样说道。（“人们可不那么容易就能去那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