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大家第一次一起去后门的小餐馆吃饭,她就注意到他。比她高一届,是老台员,一年前就考进广播台做节目。听他们说,他脾气倔,读了一年不喜欢的机械,拼死要转专业。于是,坐在斜对面的这个人现在和她同一级,学管理,脖子上挂一副耳机。圆桌上摆着蚝油生菜,辣子鸡丁,玉米烙。他拣出一块沙拉酱少的,用三根手指捏着,默默地吃。台长端起杯子,在玻璃转台上敲两下,顿一顿,还是说出那句每年都要被重复一遍的话。
欢迎大一新生,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大家微笑着,没有人回应。
不过有些人已经加过一次了,还非要再加,台长转向他,笑声忽然就爆发出来。
气氛变轻松以后,台长让每个人介绍自己。
她紧张起来。去考台那天他们也问她同样的问题,你叫什么,哪里人,为什么要考广播台。她手上攥着那张一进门就每人发一份的报纸,折成小方块,把要念的那一段翻在最外面。说我叫阿山,本地人,来考广播台是因为我喜欢听广播。电视太热闹了,像表演,广播看不见人脸。
一群考官,她忘了里面有没有台长,但记得有一个是她后来那位爱笑的师傅,看着她说,声音挺好听。
倒没想过自己的声音好不好听,反正已经很久都没用了。而且,声音不是本质。阿山的声音就不是很好听,有点沙沙的,让人觉得她也是那种没什么朋友,一个人捧着书长大的孩子。
一个个轮转过来,快到她了。她又像从前那样,感觉到整个包厢的空气一点点变硬。她像只螺丝钉,那些人每说一个字,就把她往不可逃离的方向旋紧一圈。没关系的,她调遣自己的眼睛,别盯着面前已经吃光的菜盘,放下筷子,看看其他地方。抬起头,才发现所有人都望着她。
我叫阿山。机械地说第一句话。说出来大概就好了。
没想到斜对面还是有一个声音问,你叫什么?
阿山。
我说你的本名。
那一瞬间,她竟然一片空白。是啊,她叫什么,为什么在突然被问到的时候会想不起来?
……张锦琳。
哦。
然后就轮到下一个人。
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这两年来,她对广播台慢慢熟悉,闭上眼睛也可以穿过小树林,从那幢红砖楼房圆拱形的边门进去。上楼,右转,经过两栋楼之间的连廊,广播台就在连廊的那一端。推开门,外间放着一张长桌子,十几把椅子,放音台,电视机。里间贴着吸音壁纸,两台做节目用的电脑,一柜子 CD。
她的节目每星期一期,一个人做。一开始由师傅带着,教她刻光盘,用软件,把话筒调整到怎样的角度才能在说话的时候少一点喷音。前几次都是两个人对谈,在后门吃完饭,淘几张碟,端一杯奶茶就开始随便侃。她不习惯,总想把要说的话记下。没关系嘛,师傅说她,你放松点,我们又不是直播。
据说在早几年,广播台的节目也是有直播的。你可以听到一半跑出宿舍,写一张小纸条给同学点歌,从门缝里塞进去,类似于某种狂欢。后来出了跟政治有关的播出事故,就改成了录播。录播安全,可以审查,也可以剪掉那些嗯嗯啊啊,让说话的人不口吃不犯错,做一个完美无缺的机器人。
然而回想那段时间,剪得最多的不是谁说错了什么,而是师傅的笑。师傅是四川人,有个同班的男朋友,在自我介绍里说自己“骨头里活泼”,一说错就笑,说对了也笑。笑声看不见摸不着,但通过话筒传进电脑,就是啪一个厚重的长方形。那是笑声,师傅说,一块笑声。教她按空格把画面停住,返回那个位置,选中头和尾把笑声摘出来,去掉。
等她自己录节目的时候,再没有那样的形状了。她的形状像鱼,一条一条,隐藏在隔得很远的湖泊里。
每周一开例会,选题上报。看看你们这些不安分的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有一次她想做自杀诗人特辑,台长说不行。别宣传这些东西,要说些好的,愉快的,正面向上的。她不知道什么是正面向上,什么是负面向下。后来明白了,原来是换一种方式,用播音腔把别人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这个意思。
《午夜飞行》被安排在星期二,由他放音。每个台员每星期都要给别人放一天音,像她自己,在星期五给新闻组放新闻。放音的那个早上不能睡懒觉,六点起床,赶在六点半准时放起床号。如果来不及,牙也不用刷脸也不用洗,先从床上跌下来,冲到广播台把全校的人叫醒要紧。空旷嘹亮的起床号响彻校园,听到的人在被窝里翻一个身,蒙住眼睛继续睡。上完两节课放广播体操,趴在二楼窗口望出去,真的有老师和校工排着队,在小树林旁边的草地上伸展手脚。
午夜飞行,他把放音记录本上写着的栏目名称念出来。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只能在白天听到的节目里有午夜这两个字会感觉不合时宜。
因为我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啊,她很想这样回答。而且飞行从来都是在午夜的,圣埃克苏佩里写过一本书叫《夜航》,你听过有什么东西叫日航吗?如果他笑了,她就继续说,其实是因为,在我最痛苦最难过的那两年,一个叫阿山的电台女主持和她的《午夜飞行》给过我抽象的,但也是唯一的精神安慰。
当然是没有说出口。虽然在做节目的时候,她可以关上门,把灯光调暗,一个人对着话筒,用声音让身体漂浮起来,吐字如念咒,制造出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梦境,但是在他的注视下不能。她觉得屋子里太热了,只想转过身,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窗外的广玉兰开出一朵朵白花,像鸽子,停在树叶上。
她担心自己就快要燃烧起来。
火光灌满房间,把鸽子烫痛了,一只只飞走。
不过这个名字还可以,他在背后说。
是这样的。
他一定没听过阿山的节目。奇怪的是,那以后阿山也不做节目了。十二点到一点,像被偷走,被抹去的一个小时,大家都睡着了,没发现有些事情的格局正在慢慢改变。她躺在宿舍的床上,摸出听英语广播用的短波收音机,在黑暗里插上耳机,搜索那个曾经一直在那里的电台。只有音乐。她耐心等着,以为在一首歌播完之后,阿山会像以前一样,从黑暗里慢慢显影,对她,对电波连接起来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她看不见,也看不见她的人说些什么。可是,后面是另一首歌。
也没人来骂她,往广播台挂在教学楼底下的听众信箱里扔投诉信,说什么东西,这个女主持,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盗用别人的节目和名字。一切都太安静了。说听众,是说话的人过于自信,假设听见的不止一个。有一两次,从教学楼走向广播台的路上,节目的序曲正好从喇叭里传出来,她看看周围,没有谁仔细听。走路,聊天,低下头看手机,广播里的声音不过是硬生生被灌注到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种来源中的一种。而校园里的其他人,那些聪明的,坚硬的,能适应一切也被一切适应的人,是不是早就在午夜来临之前入睡,不需要求助于一个隐蔽的同类,也没有被自己逼到发狂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