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御强敌（第13/13页）

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想法倒不失为正确。因为自古以来，社会和人类生活的面貌，从来不曾经历过广岛、长崎两朵蘑菇云后发生的巨大改变。但是千百年来，历史更替演变的轨迹，却往往不循人的意志行进。即使是那些制定国策之人的意念主张，也不能决定历史的轨迹于分毫。这个世代以来，人类社会实际发生的转型变化，既非人定也不从人愿。尽管战时千筹万策，战后的世界却马上出现了计划以外的第一起意外事故：那就是烽火刚息，因反法西斯而形成的战时伟大联合便立刻瓦解。共同的敌人一旦不存，众志从此也无复合一。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再度分道扬镳，一变而回原本誓不两立彼此虎视眈眈的死敌。

[1] 有人认为，1941年后期根据佐尔格极为可靠的情报来源显示，日本并不打算进攻苏联，因此斯大林才断然决定将主力部队调往西部前线。当时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的城郊（Deakin and Storry，1964，Chapter13；Andrew and Gordievsky，1991，pp.281—282）。

[2] 这只是意见上的不同，却不能成其与法西斯通敌的理由，不能替“以暴制暴”的行为开脱罪责。1942—1945年间，克罗地亚境内即因此血流成河。斯洛伐克的混乱，恐怕也与此有关。

[3] 希特勒掌权之后一个月内，位于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神秘烧毁。纳粹政府立即归咎于共产党，利用这个机会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共产党则反控此事全是纳粹自己一手导演，以达其迫害共产党人的目的。一名素来是革命同路人的荷兰人卢贝（Van der Lubbe），以及当时共产党议会党团的负责人和3名在柏林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保加利亚人均因此被捕。卢贝独来独往，精神有些错乱，和纵火一事有关系。可是另外被捕的那4名共产党人，以及德国共产党组织，明显是被纳粹罗织罪名。但是根据目前各项历史考证，也没有发现有纳粹在后面指使纵火的嫌疑。

[4] 西班牙依然在摩洛哥留下了最后一个立足点，当地好战的柏柏尔人（Berber）一直在反抗。柏柏尔人骁勇善战，同时也是西班牙陆军中英勇的士兵。此外，往南在非洲一带，西班牙还有几处零星领土，不过外人都不记得了。

[5] 王室正统派是一群坚决的君主主义者，思想极端传统，在农村拥有大量支持者，主要根据地在那瓦尔一带。他们曾参与19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两场内战，支持西班牙皇室的一支。

[6] 依照共产国际的说法，西班牙革命是以全社会为基础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属于一场全民战争，一场民族之战，更是一场反法西斯的革命。（Eregli，October1936，Hobsbawm，1986，p.175.）

[7] 即使到新冷战期间，共产国际情报中心会议召开研讨大会时，保加利亚代表柴文科夫（Oko Tchervenkov）还依然从这个方向讨论其国家的前途。（Reale，1954，pp.66—67，73—74.）

[8] 也许斯大林担心共产党人太热心参与法英等国的反法西斯活动，会被希特勒看成他私底下背信弃约，将此作为攻击他的借口。

[9] 据1990年一位意大利政治人物透露，以“剑”（Gladio或the sword）为名的神秘反共武装组织，是于1949年成立，以备万一欧洲国家为苏联占领，将可继续留在敌后从事抵抗活动。其成员的武装及财源由美国提供，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及英国秘密特工机构负责训练。这类组织的存在，除了少数特殊人物外，一般均瞒着所在国的政府。在意大利一地，这类组织的成员是由法西斯余孽组成。轴心国势力撤退之前，将他们留在该地作为抵抗活动的核心分子。这些人又重新寻找到新的存在价值，摇身一变，成为狂热的反共分子。直到70年代，连美国特工单位都认为共产主义势力已不复有入侵的可能，这些“剑客”（Gladiators）便又为自己找到新的活动场地，成为右派恐怖分子，有时甚至假托左派之名行事。

[10] 作者的一位友人，即曾在捷克人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任内，担任过MOI副司令一职。此人是来自波兰的犹太裔奥地利人，其主要任务，是在驻法德军当中组织反纳粹的宣传。

[11] 不过居住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两地的塞尔维亚族与门的内哥罗民众，却强烈支持铁托（铁托游击部队里17%的军官是门的内哥罗人）。铁托的本族克罗地亚的主要势力也大多倾向于他，斯洛文尼亚族亦然。游击队的作战地区多半在波斯尼亚一带。

[12] 各国妇女在大战期间，以及对地下抗敌和解放运动所做的重大贡献，很快被各国政府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