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御强敌（第12/13页）
发达的西方国家反法西斯，它们的殖民地则反殖民，双方的利害冲突，必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浮现。而眼前众人却取得暂时的一致，共同在一种对战后社会转型的憧憬上找到交点。苏联与殖民地的共产党，正好在鸿沟中间为双方搭桥。因为对于一方来说它们代表着反帝国的精神，而对另一方来说，它们则意味着对胜利的全面投入。不过，发生在殖民地的战争，与欧洲舞台不同，战争的结束并不曾为共产党带来政治的果实。只有在几个特殊例子里，反法西斯的战争与国家社会的解放运动相结合。例如日本侵略者对于中朝两国，既是殖民者又是法西斯。而法国殖民政府对于中南半岛［越南、高棉（今柬埔寨）、寮国（今老挝）］，既是当地人民追求自由的敌人，又在日军席卷东南亚之际屈服于日本。数国的共产党便分别在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的领导之下，于战后高奏凯歌。至于其他各处待解放的殖民地领导人，虽然多数出身于左派领导的运动，可是他们在1941—1945年间的活动却多少受到击败轴心势力为第一任务的影响。然而他们的行动虽受牵制，他们对于轴心势力失败后的局势，却也同样抱着乐观的向往。如今的两大超级强国显然对旧日殖民政策不抱好感，至少在表面上如此。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现在正由举世皆知坚决反殖民的党派当权，旧殖民主义的势力及合法性，如今都遭到严重削弱，自由希望的美景，似乎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日后的事实发展果然如此，可是在传统帝国的顽强抵抗之下，人们却为此付出了血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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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国的失败，更精确一点地说，德日两国的失败，自是众多人愿意见到的结果。只有愚忠的德日人民，多年发挥最高效率作战到底，如今却只有为祖国的溃败伤心。但是自始至终，法西斯所能动员的力量也只局限在其核心国家之内。对于外围，最多只能在意识形态上零星收编极右派的少数分子，而后者在本国也往往不成气候，只是政治上的边缘人物。这其中有希望借着与德国的联盟实现自己目的的国家主义团体，也有许多在战争侵略下成为纳粹军征用的帮凶。至于日本，它所能动员的资源更是少得可怜，最多只不过在黄种人中短暂地激起过一股同种相怜的感情罢了。而欧洲法西斯的做法，却在保守的有钱人中间赢得极大拥护，因为它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罪恶之首”莫斯科来势汹汹之下，为其提供了最有力的防御作用。此外，大企业对法西斯的支持，自然出于实际考虑，与思想原则没有关系。法西斯既已战败，它也就失去了效力。总而言之，纳粹主义纵横欧洲12年，如今留下的唯一后效，便是极大一部分的欧洲土地都变成了受布尔什维克党人摆布的舞台。
于是，法西斯兵败如山倒，宛如土块扔入河中迅速崩解，立时灰飞烟灭，永远消失于政治舞台。法西斯只有在意大利一地依然苟延残喘，多年来始终有一支以墨索里尼为师尊的新法西斯运动“意大利社会运动”（the 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在意大利政坛上扮演着无足轻重的小配角。法西斯势力之所以从政治圈里销声匿迹，并非只因为它当年的主角已被永远排除（其实有许多人依然在政府和公众生活里插有一脚，在经济活动上更是活跃），与德日两国昔日国民心灵的创伤幻灭，也不无关系。这些人的外在与道德世界，已经都于1945年同时毁灭，因此对他们来说，继续效忠过去的信仰，对实际生活反而有不良后果。现在盟军来到，带来他们的制度与方式，将其加在战败国人民的身上，前者铺下轨道，后者的火车便只能循着这个方向开去。于是只有调整自己，重新面对这刚一开始极为迷乱难以理解的新生活。若一味抱着以往的旧思想不放，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徒增烦恼。纳粹主义的旧梦，除了平添回忆，对1945年后的德国毫无好处。因此即使在一度是希特勒大德意志国家重镇的奥地利，战后的政局也立即恢复旧貌，重返1933年前的民主政体。唯一与前不同之处，只是如今稍带点左倾意味（说也奇怪，在复杂的国际政治中，原为纳粹作伥的奥地利，却被列入无辜的受害国之一）。一时风云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此时就如风卷残云，当初因乱世而出，如今因太平而灭。它毕竟从来不曾是个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即使在理论上也没有这种地位。
同时，就另一方面而言，尽管反法西斯的组合成员多么庞杂不一，时间多么短暂，在它旗下联合起来的力量，其范围却极其广大。更有甚者，这种结合有着正面的价值理念，而且从某些层面而言，更具有持久性的延续生命。在意识形态方面，反法西斯的精神建立于众人共有的价值观念及希望，也就是启蒙时代和革命时代的价值理念：经由理性与科学，为人类创造进步；普及教育与民选政治制度；不凭世袭，人人天生平等；不恋传统，建立具有前瞻性的社会。种种观念手段，各国的认识和实行方式也许并不一致，但却有许多与西方民主理念相去甚远的国家，也纷纷选择以“民主”或“人民共和”为国名，例如曼吉斯都（Mengistu）治下的埃塞俄比亚，巴烈（Siad Barre）下台以前的索马里政权，金日成的朝鲜，还有阿尔及利亚和共产党统治的民主德国，等等。虽然名不副实，其意义却也不可轻易抹杀。若是回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这一类国家必定为各国法西斯、极权主义甚至传统的保守思想一类政权所鄙视并大加挞伐。
再由其他层面看，众人共同的冀望也离共有的实际状况相差不远。不论是西方式的立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抑或第三世界的国家，同样致力于种族与两性间的平等。虽然大家都力有未逮，离共同的理想程度尚有一段距离，可是在做法上却大同小异。[12] 各国政府都是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权，更值得一提的是，各国几乎都有意并主动地放弃了市场经济的绝对优越性，改用由国家积极管理计划的路线。在今天这个“新自由经济神学”盛行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回到40年代早期，直到70年代，最负盛名的一向主张“全面市场自由论”的经济大师，如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等人，曾经以先知自命，大声疾呼，警告西方资本主义若如此向计划性经济道路贸然偏行，等于走上了“通向奴役之路”的险径（Hayek，1944）。但在事实上，资本主义却一跃而步入了经济奇迹的阳关大道（参见第九章）。各资本主义国家坚信，政府若再不出手干预，世界经济必将再次陷入两次大战之间的巨大灾难，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人民铤而走险，激进地采取共产主义的政治险招——就像他们会一度选择了希特勒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深信，若要脱离落后依附的经济地位，只有靠国家动手一条路。在苏联楷模的鼓舞激励之下，也唯有社会主义，才是各个前殖民地眼中的光明大道。而苏联这个老大哥自己，以及其他新近加入它这个大家庭的新成员们，更是什么都不相信，只信中央计划的法力无边。于是东西两方，以及第三世界，都纷纷带着同样的信念，跃入了战后的新世界：那便是借着铁与血，借着政治动员，借着革命手段，终于换来对轴心国势力的最后胜利，如今正为人类开辟了社会转型变革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