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御强敌（第7/13页）

甚至远在苏联动员援助西班牙之前，自由派中包括左派极端分子在内，就立即把西班牙人民的奋斗当作切身攸关的大事。30年代英国最优秀的诗人奥登，曾写道：

在干燥的四方地面之上，那块残然零地，多么炎热，

非洲一隅，如此粗糙地焊接于富饶多产的欧洲，

在那河道纵横切割的土地之上，

我们的思想具化形体；我们的狂热赫赫成形，如此精准鲜活。

西班牙内战的意义不仅于此。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男男女女拿起武器，迎上前去与节节逼近的右派作战，为士气颓丧不断败退的左翼阵营挽回了颓势。早在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志愿旅第一批分遣队于10月间抵达它们未来的基地以前，甚至在第一批有组织的志愿部队——意大利自由派社会主义运动“正义与自由”（Giustizia e Libertá）——在前线出现之前，大批的外国志愿者便已经赴西班牙为共和国作战了，最终一共有55国以上4万多名年轻的外国志愿者前来参战。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最多只限于在学校地图上获得的知识，可是现在，却有许多位战死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相形之下，志愿站在佛朗哥一边作战的外国人，却只有千把人而已（Thomas，1977，p.980）。两相对照，其中意味颇耐咀嚼。为帮助在20世纪后期特有的道德世界里成长的人们了解，我们在此必须澄清一件事实：所有这些前往西班牙出力的志愿人士，他们既非想去大发其财的商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也非寻求刺激的冒险家，这一群人都是怀着一个理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战。

对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分子与左派来说，西班牙内战到底意义何在，当年的印象如今已经很难说得清了。但是对我们这些年事已高，早已活过《圣经》为我们命定的70年寿数的时代生还者而言，这是唯一一个至今动机依然纯正、理由依然迫切的政治目标。当年如此，今日回顾依然如此。回想起来，它恍如一场史前旧事，即使在西班牙本地，也属于一场前尘旧梦。可是在当时奋力反抗法西斯的人士心中，这却是他们奋斗的最中心、战斗的最前线。因为只有在这场战斗里，抗争的行动得以不断，一连持续了两年半以上。只有在这场战斗里，他们得以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即使不能穿着军服正式直接上战场，也可以借着募集款项、救助难民，并发起活动向那些胆小如鼠的政府不断施压，而以间接的方式参与。然而佛朗哥领导的国民政府日占上风，形势显然无法逆转，共和国的败局已定，大限就在眼前。危急之势，更令众人感到刻不容缓，务必凝聚力量，携手共抗在世界各地的猖獗的法西斯势力不可。

至于西班牙共和国呢，虽然有各方同情（事实上极为不足的）及协助，从一开始，却只能打一场被动的防守战而已。现在回头考察，其中症结显然出在它本身力量的微弱上。根据20世纪人民战争的标准来看，1936—1939年共和国战争的输赢姑且不论，英勇事迹尽管可泣，论其表现实在不佳。究其原因，部分出于它不会充分发挥游击战术。说也奇怪，这项对付传统军队的最佳的非正规战术，其名称及来历虽然出自西班牙，却在西班牙这场战争中不见踪影。佛朗哥领导的国民政府，政令军令统一；共和国部队却政见分歧，而且——虽有共产党的协助——军事目标和行动也杂乱不一。待觉悟之际，为时已晚。共和国的最好表现则在防守上，幸亏它不断抵挡住对方的致命攻击，政权方才得以延续，否则早在1936年11月马德里陷落之际，内战就可以结束了。

那时，西班牙内战毫无预示未来法西斯溃败的兆头。就国际观点而言，此战只是一场小型欧洲战争，由法西斯和共产党国家交手。而后者在态度上比较谨慎，意志上也没有前者坚定。至于西方民主国家，除了不干预政策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敢肯定。就西班牙国内而言，这场战争则证明了右派总动员的效率远比左派的大集合为高。最后左派全面溃败，数十万人丧失了性命，数十万难民流落他乡，辗转于几个愿意收留他们的国家。西班牙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除了绝无仅有的少数例外，在内战中都与共和国同一阵线。此时他们侥幸烽火余生，很多人也沦为浪迹他乡的难民。而共产国际也倾其所有，动员旗下最能干的人前来相助。日后成为南斯拉夫解放者和政权首领的铁托元帅，此时也从巴黎招募组织一批又一批的志愿兵，送往支援西班牙的国际志愿旅中。缺乏经验的西班牙共产党当时事实上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一手领导，陶里亚蒂是1939年最后一批逃离西班牙的人。在这一仗中，西班牙共产党失败了，并且也知道自己难逃一败。苏联虽曾派遣本国最出色的将领前往西班牙助战，最后也同遭失败命运。这批苏联军事人才，包括日后俄国多名元帅，有科涅夫（Konev）、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ky）、沃罗诺夫（Voronov）、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以及日后苏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上将（Kuznetsov）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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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未来那股在佛朗哥获胜不数年间即将击败法西斯势力的力量，却因西班牙内战而略具雏形。从中我们也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组合：各国联合战线，从爱国保守人士开始，一直到社会革命人士，共同作战，以求击退国家的共同敌人，同时也促成社会的再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一方来说，甚至包括英美两国在内，此战不仅只求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为了替人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众人急欲返回1913年的世界；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没有一人梦想返回1939年——甚或1928年、1918年的年代。大战中，在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虽然战事紧急，却同时也全力推动社会福利及全面就业的政策。主张这项政策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编者注：即《社会保险及联合服务报告》，是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问世于英国仍处于大战黑暗时期的1942年，却也并非偶然。在美国对战后草拟的政策里，对于如何防止希特勒式的人物再起，也只是附带提上一笔。致力于战后计划的美方人员，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如何从大萧条及30年代中取得教训，使这类悲剧不再重演。至于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在地下抵抗运动人士看来，解放与社会革命更是密不可分，至少也该有重大变革。更有甚者，从东到西，战时被德国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胜利后新成立的政府都属于同一性质：它们不带任何特殊意识形态倾向，属于集合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国民结合。有史以来，欧洲政坛之上头一次出现了共产党员与保守人士、自由分子、社会民主人士，并肩共同组阁执政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自然难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