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黄金年代（第9/12页）

总部设在一国，经营却遍布多国的公司，自然越发要扩展它们的业务。这一类“跨国公司”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美国便有很多，从1950年计有7500家，到1966年已增长为25000家，而它们的分公司绝大多数位于西欧及西半球（Spero，1977，p.92）。但是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跟进，比如德国的赫希斯特化学公司（Hoechst），在全球各地45个国家与117家工厂有直属或合伙的关系，其中除了6家工厂之外，其余均是1950年后才建立（Fröbel，Heinrichs，Kreye，1986，Table IIIA，p.281ff.）。跨国性企业的新鲜之处，在于其经营规模的庞大。80年代初期，美国跨国大公司的出口总值即占美国全国总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而其进口总值也几达美国总进口的半数。英国境内的数字更为惊人（包括英国本国及外来的跨国企业在内），竟然占据英国出口总量的80%以上（UN Transnational，1988，p.90）。

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这些进出口数字并无任何意义，因为所谓跨国企业的主要功能，即在“整合内化跨越国境的众多市场”，即独立于政治国家及国界限制之外的作业。一般有关进出口的统计数字（多数仍是由各国分别搜集统计），事实上等于跨国性企业内部的贸易数字，例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在全球各地40个国家设有业务。跨国企业既然能够跨国经营，自然愈发强化了资本集中的趋势。这种现象，自马克思以来即为世人所熟悉。1960年时，据估计全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200家公司的营业总额，等于非社会主义集团国民生产总值的17%；1984年更升高为26%。[3] 而这一类的跨国公司，多数是在“发达国家”设总部；事实上在名列所谓“两百最大”的公司当中，85%将总部设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4国，余下的15%则分布于其他11个国家。然而，这些超级巨型公司与本国政府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到黄金年代末期，除了日本公司及某些以军火为主的企业，它们简直可以被视同为本国政府及国家的利益。当年底特律某位介入美国政界的汽车大亨曾经对此有过一句名言：“凡是利于通用汽车的事，必然也利于美国。”可是随着时间过去，这种利益息息相关的联系也开始模糊。因为如今本国的市场、本国的业务，以“美孚石油公司”（Mobil Oil）为例，不过是该公司在全球上百个市场中的一个，再以德国奔驰汽车公司（Daimler-Benz）为例，更只是畅销全球170余国当中的一国而已。母国市场的地位，怎么可能再在跨国公司遍及全球的业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对一个国际性的石油公司而言，在其企业经营的策略逻辑里，无论是母国、沙特阿拉伯，还是委内瑞拉，在它经营的天平上必将一视同仁。即一方面计算利益得失，一方面比较公司本身与各个政府相对力量的大小，依此制定公司决策的方针。

企业的交易活动与企业的经营，逐渐脱离传统的国家界限，这种趋势，并不仅限于少数几家巨型公司。随着工业生产逐渐由作为工业化资本化先锋的欧美地区向外迁出——迁出的速度一开始相当缓慢，后来越来越快——跨国性的生产经营方式也随之愈发显著。诚然，终黄金年代，欧美各国始终保持其主要经济引擎的地位。50年代的中期，工业国家制成品的出口总数中，有五分之三是在工业国家圈内相互销售，到70年代，比例更上升为四分之三。但是也就从此刻起，情况开始有了转变，发达国家向世界其余地区输出制成品的比例开始增加，而意义更为重大的是，第三世界也开始向发达工业国家输出工业成品，而且数额比例不低。随着落后地区传统的主要出口项目开始减弱（除了能源是一大例外，这还多亏石油输出国家起来闹了一场价格革命），它们开始向工业化的路途转进，虽然只是拼拼凑凑，速度却奇快无比。1970—1983年间，以前在全球工业品出口总值一直仅占5%的第三世界突飞猛进，一下子增加了一倍以上（Fröbel et al，1986，p.200）。

新的国际分工从此开始，旧秩序便难以维持。德国的大众公司（Volkswagen）在阿根廷、巴西（三家工厂）、加拿大、厄瓜多尔（Ecuador）、埃及、墨西哥、尼日利亚、秘鲁、南非及南斯拉夫各地设立了汽车工厂，这些海外工厂都是于6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建立的。第三世界的工业不但满足本地日渐增长的需求，同时也行销全球。它们的产品中，有的完全由本地生产（例如纺织产品，到1970年，其生产中心已由旧工业国纷纷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有的则成为跨国生产作业中的一环。

国际分工的新现象，可说是黄金年代特有的一项发明，不过这个趋势一直要到后来方才完全发展成熟；而交通运输传播方面兴起的革命，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唯有进步的交通运输，才能在符合经济效益之下，将一样产品的制造分在多地进行，比如说休斯敦、新加坡、泰国等，同时利用航空货运，将半成品转运于三处完成，并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控制整个流程的进行。60年代中期开始，各主要电子工业的厂家便投入这种国际化生产线的潮流。生产线上移动的路径，不再只限于单一地点的厂房之内，却环绕着地球进行，其中的某些生产线则终止于特设的“自由加工生产区”（free production zones），或一些境外工厂之内。这一类特殊的作业区，如今在各地纷纷兴起，尤以有大批廉价年轻妇女劳动力的穷国为最，而这也是跨国企业逃避单一国家管束的另一新手法。南美亚马孙丛林（Amazon）深处的马瑙斯（Manaus），便是此类“自由生产区”的先驱之一，为美国、荷兰、日本众多厂家生产纺织品、玩具、纸类制品、电子产品、电子表等各式各样的消费产品。

世界经济的政治层面，因此在结构上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改变。随着全球作业日益演变成一家，大国的国家经济体系逐渐拱手向境外中心让步，而境外中心的所在地却往往以小国甚或超级小国居多。旧殖民帝国的解体，自然促成这一类小国数字的增加。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到1991年结束时，全世界少于250万人口的经济体共有71个之多（其中18处的人口甚至不到10万）。这个数字表明，全球具有独立经济体身份的政治实体当中，有五分之二属这一类的超小单位（World Development，199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们的经济力量原本被世人当作取笑的对象，根本不将其当作真正的国家看待。[4] 事实上不论过去或现在，面对着现实面目狰狞的国际丛林，这些小国也不具任何足以捍卫自己名义上独立地位的实力。可是进入黄金年代，却开始出现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军事上它们虽不足自保，在经济上却毫不逊色，借着直接投入全球经济的生产行列，它们也可以像大国般欣欣向荣，有时其表现甚至比大国更佳。于是便有诸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一类的城市国家兴起，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见到这类政治体繁荣的时代，必须回溯到中古时期。还有海湾沙漠地带的一角小地，摇身一变，成为国际投资市场上的一大玩家（科威特）。更有那一处又一处的境外藏身之地纷纷出现，保护着众家公司逃避国家法律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