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主之形：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第7/8页）

而格尔兹选择将这些移民，与逐渐变得多余的女性劳工，以及反纳粹与集中营幸存者同时作为作品关注的核心，给他们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绝非巧合。并非刻意地，她曾来到欧洲大陆最被忽视，同时也最贫瘠的几个地方：从巴黎市郊的贝尔松赛、马赛与奥贝维里埃，到瑞典的斯康昊，再到英国中部的西布罗姆维奇，在这些现代世界的外围地带，她充分感受到移民聚落作为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性存在。在1999年到2008年间“肖像的历史”系列展览中，她梳理了欧洲的城市与边缘，再一次重拾尊严，捡拾起被世界丢弃的声音。“我们能对这个匿名的世界做些什么呢？”她曾这样问道。而当她把摄像机对准那些总被世界忽视的人，并记录下他们的故事时，她首先试图展现的，是这世界上不同于冠冕堂皇的“人们也在谈论的内容”。即使这些被采访的人是她口中的“正常人”，他们也不会讲出令我们感到鼓舞，或是我们会为之庆贺的故事。我们此前就曾接触过一个以荣誉谋杀为入口的，充满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与无依无靠的世界。“傍晚的世界属于我们，”法迪亚·法齐尔在《我的名字叫萨拉玛》中写道，“流浪汉、酒鬼、瘾君子和移民们，他们都无家可归，并且都在努力想要抹除自己的历史。”“我所在的学校曾经一度有48%的学生是移民。”一位来自奥贝维里埃的参与者回忆道。2008年，格尔兹在哥德堡举行了名为《艺术场地》的展览，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艺术究竟发生在哪里？”也许，艺术就发生在每一张被欧洲拒绝的人的脸上。“在瑞典的贝格松，有不下五十个民族杂居在一起。”参与者艾尔·穆斯塔法·萨莫德（El Mustapha Sahmoud）如此说，并且表示“我也希望能像他们一样，许多民族的人都在一起融洽生活”。

但在现实里，来到异国他乡，人们的选择要么是与环境格格不入，要么就是去做一个被特殊对待的“外国人”。但通过她的作品，或许一些内容会得到改写或创造。“我是个非洲人、马格里布[2]人、法国人。”一位奥贝维里埃的参与者这样表示，“国境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可以从每个个体身上得到开心与满足，充满希望。”一位来自桑德维尔的参与者这样评价拥入西布罗姆维奇的移民潮。简单地讲，这些市民很清楚并且亲身体验过那些政府不希望看到的状况（“政治边界”的无意义）。而本地人更加开放的行为方式也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将宗教仪式融进日常行为，可以使对方的敌意得到化解：“在斋月他们带给我们蛋糕……而在大斋节的第三个星期四，我给他们带去了可丽饼：‘你看，我们正在努力适应你们’。”但如果这些作品包含的总是诸如此类的乌托邦构想，那便使它必然要与现实中移民群体为自己利益、为了更好的生存条件所做出的艰苦斗争构成对照（一个来自塞内加尔佛得角的妇女从1982年开始，就在争取为自己的六口之家找一个更理想的住所），以一个市民的角度去表现——更多时候是去看待这一切。重点并不在于要怜悯地给予他们说话的空间与权力。这需要更多的外部观察——作为社会机理的体察与关照。作品《肖像》中的参与者并不都是移民。他们中的一些家庭作为移民的邻里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个世纪。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真的要给移民者社会地位，那么我们也应当追问，对于原住民而言，他们是否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权力。桑德维尔的一位年轻工人曾谈论自己花费时间陪伴那些无家可归也无人倾诉的孩子的志愿工作——“他们是真正的被放逐者。”而在《艺术场地》的一位参与者哈吉·贾西姆看来，“贝格松是一个有着1.6万~1.7万人无家可归的地方。”

在今天，究竟怎样的故事应该被讲述呢？当格尔兹把问题抛给她的参与者时，她实际上也在询问：“我们今天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欧洲？”当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提出外国人应当比原住民更加成为一座城市的荣誉担当之时（他提及了一位在中餐馆洗盘子的马里移民的故事），他认为这种特质理应是注定属于他们的东西。想想这样的景象：所有人都处在身体政治之下，嘴巴时而发音清晰，时而模糊不清，像个哑巴——所表达的内容只有部分可被判读，一时的启示也就随即烟消云散。如果说移民劳工的生活正是无情的资本典当的结果，那么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在人种与文化上更加融合的世界的可能，但他们同时也在提醒欧洲人记起他们最痛苦的一段回忆。这便导致这些不适应者、异乡人与移民的生活具有全新，并且更加急迫的意义，这正是格尔兹在她富于创造力的戏剧中那些不固定的出演者所演绎的内容。当欧洲记忆的碎片成为根本，他们也就成了笼罩本书的阴霾源头——濒死的欧洲的“遗产”的见证者。我们不应对他们以如此方式诠释的不朽感到诧异，那些不可言说的历史仍旧潜藏在那些如逸事一般的历史故事之下。一个最令人惊讶的奥贝维里埃故事由一位女性参与者讲述，她曾在德占时期的法国的一家果酱厂上班，并且曾将玻璃碎片混到果酱里，作为给正在苏德战场上德军士兵的补给（“诸多的‘抵抗时刻’，我认为我所做的也算一个”）。历史事件一旦爆发，其中的人就会变成无数碎片，或者成为污点：“从阿尔萨斯和洛林来的人往往会被称为‘肮脏的德国佬’，这一区域的孩子所承担的，恰恰是‘历史的重负’时惊人的怒火。”或者作为一种辩解：世上最棘手的事，莫过于让一个正处在空间里的人来给出他的全部历史。“我在一座城市生活了六年，而这是一座被历史标记过的城市。它是柏林，这也正是我留在这里的原因。”

总体上说，格尔兹敏锐的感知力，来自于介入那些并非或尚不属于她的空间的体验。在她抵达这些社群之中时，自己同样也是个异乡人，她也承认自己外来者的身份。她始终要面临的问题是：“我从哪里来？我来到这里意味着什么？我怎样才能给予这个地方一些它原本不需要的内容呢？”她从未滑落到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自我认知，或者是与参与者的悲惨故事感同身受的自我安慰之中（这会立刻使他们受到二次伤害）。通过倾听和观看你可以学到很多，但你不会从这些故事里得到些许慰藉。除了对她的身份而言再显然不过的隔阂与距离，观看这样的展示，观众同样也很容易陷入到满足偷窥欲的陷阱中（因此她才会将谦卑作为对独裁的回应）。“我给你们唯一的东西，就是我在这些故事里所处的距离。”她曾这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