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返乡之约：耶尔·芭塔娜（第2/6页）

在本书里，耶尔·芭塔娜的工作，实际上将我们的讨论推到了最远的边界：女人知道如何去发掘历史深层次的内容，使之在迫切被遗忘的现状下，得以重构与讲述——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构筑自己的家园。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女性并没有太多理由，去相信世界性的、易碎的，有关平衡的谎言。一个叫里福科的女人出演了全部三部作品。在完结篇《暗杀》（Assassination）里，她是一个波兰犹太裔的逃亡者。她背负着来自每个人的、历史身份的重负，回到了波兰。她是来给那些前来为被暗杀——正是电影标题所指的那场“暗杀”——的谢拉科沃斯基哀悼的善良的人提出忠告的（这场追悼在电影里是极度悲伤和宏伟堂皇的高潮部分）。“我是回归的幽灵。”她这样宣布，“回归到回归自己。”而当她直视镜头，说出这些话时，需要回归自我的仿佛是我们自己——而她则是观众。毫不保留地，她说出了人们在内心隐秘的赌注：“我在这里，就是为了戳穿你们在遗忘之后重新获得的扭曲的身份。”对于明眼人来说，她的身份是很为人熟知的：“我无处不在。”无须过多介绍，也正是谢拉科沃斯基在影片开头慷慨激昂的演说，赋予了她戳穿自己的权力：“你觉得那个睡在里福科被子下的老女人不想见你吗？她忘了你吗？你错了，她每晚都会梦到你，梦到胆战心惊。”这是个值得讨论的想象：流放和杀害犹太人，却让波兰人的每个夜晚，都像是在和那些犹太人同床共枕。

芭塔娜发明了一种新语言，用来描述私密的精神历程。而在其中，他们可以找到那些他们所极力尝试过，精神与身体上都曾努力抗拒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看起来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看起来却又那么迫切。在这里，基于理解彼此而进行尝试治愈与和解，不再是一种礼貌而文明的恳求，并且或多或少需要保证完整的距离。正如我们在萨洛蒙的画作中看到的，精神的重负所带来的是出乎本能的、锥心的刺痛感。在蔑视所有的国家界线、所有依赖道德与伦理实现的区分的情况下，芭塔娜决定向自己的敌人们喊话，来确认他们所拥有之物，让不同的大陆与离散的人群重新归于统一，去触摸、感受、嗅探他们所憎恶的一切，从而真正实现内里的沟通无间。“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深知，我们无法一个人过活，”谢拉科沃斯基宣称，“我们需要他人，而在世界上，不会有人比我们和你们更亲近了！“（”亲近的他人”本就是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那些人本就是你不亲近，也不想亲近的“他人”。）而在整个犹太裔波兰人所遭受的历史前提下，这种提议就更值得注意了。“这种鸿沟仍然是两个社群彼此分离的原因。而这也是他们各自历史常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认知。”艾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她有关波兰人与犹太人的研究专著的结尾写道。这本书名为《斯戴欧》（shtetl），是犹太人小村（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地区的犹太人聚居区）的专有名词。事实上，尽管曾朝夕相处，但我们仍然无法确信，犹太人与波兰人是否已经对彼此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在书的开头，她便写道，这两个族群实际上是“生活在有实际意义的了解水平之下”。在艾娃看来，他们“在真实范围内接纳的道德生活准则下，在并没有办法彼此分享”的那个世界里彼此之间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

这也许需要我们回头再度观察格尔兹的工作，来看看她究竟是怎样以一个艺术家的姿态，简单梳理一个私人精神与政治交织的世界。她在2004年的作品《第一代》，以一个安置在斯德哥尔摩南部布特许尔卡小镇的自动装置，将许多人物面部特写的碎片投影在玻璃建筑的幕墙上。这些特写放大到可以看清所有细节的程度，从阴影到每一个毛孔。但这里没有一张脸是完整的，于是也就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辨认出来的。因此这些特写表现的是扭曲的一种形式，人们作为他们自己的碎片，而想要让自己置身其中，其他人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完整面目。而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影像——诸如密集的眼睫毛、紧皱的眉头、凹陷的面颊，以固化或半透明、有形的或流动的形态，使得这些你不曾接触过的人有机会与你“亲近”。对于这次展出，博物馆的负责人利夫·马格努森（Lief Magnusson）解释道，这些参与者都是“从其他地方搬过来的”居民。按照通常的说法，他们都是陌生人。其实在很多作品里，格尔兹在询问他们各自的故事的同时，也会向参与者提出一系列“规定问题”，例如在这次展出中，她会询问每一个参与者：“你失去了什么，又找到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呢？”再一次，尽管可能萦绕不去而令人厌恶，但这种视觉的印象，实际上是给他们以谈论自己的难得机会（他们的言语在展览的内景中，同样也被写在了屏幕上）。而在马格努森看来，这些作品则有助于探讨一个中心任务：“传播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思考方式，从而促进自我理解与关照的理念。”于是以不同的方式，尽管可能存在对那些我们所拒斥的移民们的艺术加工，格尔兹与芭塔娜其实都在要求我们对这个时时陷入被驱逐、被谋杀，或者仅仅是被无视和被厌恶的群体，多一些关心。

尽管波兰犹太复兴委员会的出现已经代表了一种积极的信号，但芭塔娜依旧不对自己的诉求感到乐观。1943年，波兰地下组织的一位成员写信给流亡政府，表示即便人数已经“极大地减少”，但由于非犹太裔已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让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仍旧是不可能的事”，同时这些移民已经证明，他们带来的已经是一个“根本且决定性的”变化了。“犹太人的回归，对于这些已经扎根下来的移民而言并不意味着回归，反倒是一种变相的入侵”，他继续写道，“他们必然会着手保护自己，甚至是动用武力手段。”这可以称得上是犹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而这种恐惧并没有随时间而减少。1992年，一位老农妇在接受波兰的犹太历史研究机构（ZIH）采访时表示，“在缅济热茨[1]，许多房子都是属于犹太人的，但（他们）却没有住在里面。其他人现在住在里面，我们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他们恐怕一直会要人们把房子还给他们吧。”

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从未得到缓和，事实上，随着“二战”结束，这种分歧反倒进一步加深了。记忆是种顽固的东西。而芭塔娜却努力想要让那些与人们自己的心愿格格不入的事实呈现出来。这种企图是要重建波兰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并且或多或少地重复所有形式的敌意，书写那些充满矛盾的故事，从而再度梳理犹太人与波兰人在此前的关系。而从目前披露的事实来看，至少是在耶德瓦布内这一个地方，许许多多犹太人都惨死在他们邻居的屠刀之下。[2]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长时间始终处于隐秘的状态，直到2000年才被历史学家扬·格罗斯（Jan Gross）披露。但这同时也激起了波兰人的强烈反应，他们坚称自己的父辈是受到了德国人的欺骗才犯下这样的过错。另一些人则列举了许多波兰人在“二战”中救助犹太人的真实故事，来为自己民族的善良辩护。然而更多的历史事实却证明，即便没有“二战”，在波兰的犹太人也长期受到波兰人的欺压。更糟糕的是，在波兰直到现在还存在一种声音，认为大屠杀乃是德国人与犹太人的一次合谋，而那些殉道的波兰人则经历了一次来自占领国对民族自身的可怕撕裂——尽管这确实是事实。这同样也是现代波兰民族主义——卢森堡一度曾无比担忧的精神状况——的起点。而芭塔娜则带领我们认清了整个“轮回”——波兰人是怎样从一个悲剧里走出来，又正在试图发起另一出悲剧。“如果说德国人将犹太人连根拔起的行为，确实使犹太人的波兰邻居受到了惊吓和伤害，那么他们在战后选择恪守反犹主义的主张就会显得毫无道理。”波兰历史学家米歇尔·斯泰恩劳夫（Michel Steinlauf）说道。他的言语和芭塔娜试图呈现的主张有着惊人的相似。以历史为依据做出判断看似是唯一合理的方式，但自相矛盾地，在对悲惨的故事有了准确而全面的认识之后，芭塔娜却仍在要求人们，要去思考那些不可想象的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