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返乡之约：耶尔·芭塔娜（第3/6页）

“我记得两件事，”夏莲娜·波特诺娃斯卡（Halina Bortnowska）在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事件60周年的纪念文章《围墙的罪恶阴影》中写道：

不只来自书中或者是被讲述的故事，它们同时也是梦里不断往复的恐怖。春天、阳光、四月的云，黑暗、强权、旋涡中打着转的黑雪降下，又好像是碎片状的细小烟尘。“那来自于犹太区”，妈妈一边擦着阳台上、脸上和眼前的黑雪，一边这样说。那时，一个人在白天，尤其是在夜里，不难听见爆炸和远距离的枪击声。那在当时的华沙并不鲜有，但却总能让人感到害怕。“那没什么，那是在犹太区。”

直到今天，她还在为当时的距离感感到抱歉，认为那是“环绕着每个人的围墙的罪恶阴影……就像是华沙的大屠杀，试图将犹太人从人类群体里驱逐，而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顺从了他们，成为帮凶”。那么当那些来自枪炮的“黑雪”落在脸上、眼前时，她究竟有怎样的感觉呢？“没什么，没什么，真的吗？”

波特诺娃斯卡的故事，实际上是玛丽·科兹玛丽作为开场白的噩梦的一个有血有肉的版本。而这个总在循环往复的梦魇，恰恰是波兰犹太复兴委员会希望能够终结的东西。“你觉得那个睡在里福科被子下的老女人不想见你吗？她忘了你吗？你错了，她每晚都会梦到你，梦到胆战心惊。”而只有犹太人，330万犹太人，回到波兰，才能帮助4000万波兰人驱走他们的噩梦。芭塔娜的赌注是十分大胆的，那几乎意味着亲手打开地狱的大门：“我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处境……我……亲手撕开了所有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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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芭塔娜获得久负盛名的威尔士国际艺术奖。该奖组委会表示她“将人类的境况与自身命运紧密相连”。尽管组委会并没有刻意参照汉娜·阿伦特的作品《人的境况》这一书名，但她们之间的联系仍然是十分紧密的。依然和格尔兹类似，芭塔娜的作品里也有一条精心设计的中心线，串联起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来书写那些无家可归者、无国籍者与普通难民。一个“入口”在《一份政治想象的食谱》里，被以标题“指导性想象”加以概括。“想象一个政权，”在这个标题下，文章的作者这样邀请我们，“从而可以让这些原本令人不安的概念诸如‘难民’、‘非法居留者’、‘移民（或外国）务工者’可以从中立的角度被看待，同时也可以暂时把它们从政治词典中移出来。”（该文章的作者是以色列摄影师兼作家阿里拉·阿邹雷与阿迪·阿菲亚。）这样一个政体，在组建开始，就会遵循阿伦特政治哲学理论的基础，在组织原则上就以关心“所有被统治者的领域”为目的。在本书里，阿伦特始终是我们的同行者。1943年，当最黑暗的时刻隐约浮现，她写了一篇颇有知名度的短文——《我们难民》，创造了这样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说法：“如果要以讲真话为开始，那么我们都只是犹太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揭露自己的身份，使自己处在没有任何特定法律，或是政治约定的保护的人类命运之下。我几乎无法想象会有一种如此危险的态度。”而当艺术导演兼作家尤莉·卡尔森（Juli Carson）宣称自己在作品线条上为《一份政治想象的食谱》做出的贡献时，她同时也表示，阿伦特实际上是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的境况下，个体关于讲真话这件事，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呢？”（在书里，阿伦特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灵魂人物的角色，她意味着这些文章些微的终结。）而那些无论是恶名昭著的，还是被隐藏的事实，总是需要被讲出来的。犹太人被谋杀了，我们可以把阿伦特的话看作一种讲述，因为她的话讲出了真相：“我无法想象一种更危险的态度。”难免之所以会被憎恨，是因为他们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原始状态。但恰恰是这个原因，当他们背井离乡，他们所代表的，阿伦特相信，是一种对族群先锋的意义。而作为整个世界的孤儿，犹太人所呈现的、令整个世界感到恐惧的，也正是这个世界不愿意听见的真相。他们自己甚至都不愿意听见。“我们被告知要遗忘，于是我们遗忘的速度超乎任何人的想象，”阿伦特表示，“经过了如此多的厄运，我们想要知道更多，同时也需要一把枪。”我们当然不应该去怀疑，犹太人是否有能力去否认其他人。“我们不会称呼其他人是无国籍者，因为世界上大多数无国籍者都是犹太人。”而随后阿伦特又补充，补充的内容刚好与芭塔娜的思考相照应：“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记忆与思考，驻留在我们每一夜的梦里。”通过重构萨洛蒙的故事，作为前奥斯维辛的家族悲剧，并将其与黑暗的未来联系起来，阿伦特在这篇文章里也花费了很大篇幅，来描述新美利坚对犹太人的接纳是多么令人兴奋——她自己也是理论上的一员，而随后又是怎样令人绝望，一度让她有了自杀的倾向。

因而芭塔娜同时也是努力清理“二战”遗留下的碎片的艺术家，同时她还告诉我们，对于这场战争，人们的清算尚未完成。而为此，她希望可以重构一条超越所谓民族界限的道路，毕竟由于后者的存在，使得对战争的恐惧及其后果，阻碍了人们去正视历史本身（欧洲将注定不安）。于是她宣称，在过去十年，“彻底反思国籍的意义是我的主题。”这句含糊不清的宣言，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要彻底反思，或者以一种彻底的形式对民族主义进行反思，即便这二者看似都已经在进行之中。在这一层面上，她引用的对象不仅包括阿伦特，还包括卢森堡与弗吉尼亚·伍尔芙，因为她们都将民族主义看成灾难的根源。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那样，战后欧洲呈现出的是一种怪异的和谐。这种境况的达成，与全新的经济分配模式密切相关，它同时也带来了随后“奇迹”般的经济复兴繁荣，但至少部分地，它同样也是法西斯主义的遗产。就像格尔兹已经试图表现的内容，这正是托尼·朱特令人恐惧的讨论——近日四处飘荡的移民，正是昔日在欧洲流离失所的人们的鬼魂。他们总被憎恨，是由于他们总在提醒人们欧洲过去的样子。他们成为全新的，有关国籍与人种上完美想象的障碍。她所有的尝试与修缮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使得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完美的艺术家。而在并非修辞的意义上，她也实实在在地让欧洲回到了过去。她让这段历史的内里翻转，公之于众，或者就像是格尔兹的作品《永动机》里那枚闪烁旋转的硬币。作为朱特结论的回声，她在历史讨论方面也是一丝不苟。谢拉科沃斯基写自己的演说辞，而她则在一次采访中给出了评论：“打心底来讲，在战争结束后，波兰社会已经高度同质化。”战争结束时，这个国家国土上的犹太人、俄罗斯人和德国人纷纷离开，这个国家人口的本土化率也达到了惊人的98%，成为截至当时的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