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返乡之约：耶尔·芭塔娜（第4/6页）

如果说《……注定不安的欧洲》表达了有关犹太人的恳求，那么它也因此成了全体人类境况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它所表达的内容是带有解说性质的，而恳求的范围则涵盖了整个世界。波兰犹太复兴委员会在一份宣言里，给相似的内容用斜体加以强调：

我们的请求并不只是为了犹太人。我们接纳一切在故土流浪的异乡人——无论他们是遭到迫害还是被驱逐。我们的运动中不含有任何歧视。我们不会询问你的生平，不会检查你的居留证件，更不会质疑你的难民身份。我们将因我们的弱势而强大。

正如芭塔娜所提出的，《……注定不安的欧洲》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个案研究”。但她很快又指出，“它所触及的，是普遍意义上反映在社会变化和欧洲与中东移民问题上的课题。同样，它也在探讨人们与他人一同生活究竟可行与否，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正如她自己所说，剖析并对抗卷土重来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才是她的目标所在。“当这样一个问题发生在波兰的犹太人身上时，它就像一面偏转的镜子，同时也反映出其他地方——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卢旺达、土耳其、巴勒斯坦、立陶宛相似的状况。”如果说1943年犹太人的遭遇是唯一的模板，那么到了今天，阿伦特的无国籍者早已遍布世界各地。芭塔娜总是特立独行的，但如果说她讲出了一种新型的话语又显然是一句废话。她深知她将要揭露的所谓阻力，将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困扰。她发出的这份普遍的邀约无论怎样，都必然会招致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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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拉·阿邹雷（Ariella Azoulay）在她的关于今日难民群体的清单最后，加上了巴勒斯坦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种全新的无国籍状态正在“二战”之后形成，尤其是在犹太人已经披上了所谓国家的外衣，结束了自己的流浪，并以此标注他们少数人的身份的时候。而通过《……注定不安的欧洲》中的三部影片，芭塔娜讲述的正式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和他们无法被言说的悲惨命运。就像格尔兹作品《两者之上》里出现过的年轻黎巴嫩女孩罗拉·尤内丝一样，芭塔娜实际上也在努力承续这样一个故事（这显然是格尔兹式的努力）。虽然早在1996年她就离开了以色列，在2006年曾回到这里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但从2000年开始，“以色列”就成了她努力想要展现的主题，在艺术风格上，她更偏爱有关“返乡”的呈现。她因此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正在返乡的人”。她迎向最残酷的挑战，不服从把返乡当成是最终的、意味着以赎身为目的的行为。而这种认知在以色列人群体中却早已根深蒂固。芭塔娜从来都是个叛逆的女孩。在她看来，“返乡”这种行为与“爬升”是没有关系的，尽管她的以色列前辈们都在为因自己的努力使得自己的国家地位不断提升而弹冠相庆；倘若不“返乡”，也无关“堕落”，一个人即使背弃了自己的祖国而选择生活在其他地方，也不应受此诘难（尽管她自己正处在这样的境遇之中）。相反地，为了反对这种对人们自由选择权利的限制，芭塔娜和本书中其他女性一样，占用的是上述两种状态的中间地带。她既属于，又不属于；她让自己处在一个受难的位置：“我受难是因为我被困在两者之间。”但这同时也是一种被解放的自由——存在于是非之间的空隙，成了我介绍的三位现代女性艺术家赖以生存的仅有空间。

于是《……注定不安的欧洲》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芭塔娜正是这样一位艺术家：有不止一个故事要讲，也有不止一段的历史要呈现给人们，使人们陷入到震惊、不安与惶惑交杂的复杂境地（这同时又是她关于“私密”的一个注解）。当你真正开始明白这一切的时候，你才开始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然而同样也很奇怪，她实际上是带着你去其他很多地方，有时却是同样的姿态，同样的电影影像和序列呈现她基于真实世界之上的浓缩世界。在三部曲的第二部《墙与塔》中，一群精力充沛的男男女女选择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在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旁重建了基布兹（以色列集体农场），他们借鉴了波兰人的方式来争取土地、自由与和平。但当我们看到镜头里出现的铁丝网和望哨时，我们便会意识到这种企图的不可实现性。这种记忆本身并不意味着一种成为碎片的企图：从聚居区到集中营，再到基布兹；然后再从这里到检查点和以色列今天的高墙——它是以保卫安全为名在风景如画的土地上留下的伤疤，更不必提及那些以色列人为了夺取土地而连根拔起的巴勒斯坦村落，他们昔日的学校、农田和家园在今天已经荡然无存。用芭塔娜自己的话说，这部电影所关注的，是“以重复为手段不断生成的历史”，也是在尝试“为思考提供一种选择”。对于许多人而言，他们尚未意识到被迫害的犹太人与以色列政府今天的政策之间会有这样一种隐含的许可性关联，这样一种精神上的轨迹可称得上是十足的丑闻。然而芭塔娜仍未完全放弃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在支持自由的角度”，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仍使我肃然起敬的实验”。即使它必然包含黑暗的一面，“但那也只是意味着一场不愉快的梦向噩梦的转变”。而然后，她的言论其实也是基于阿伦特对于早期犹太复兴主义者的观点：“我们是犹太人，是敌意和背叛的受害者，我们逃亡巴勒斯坦，就像人们想要逃往月球。”实际上芭塔娜在此引入的是历史的无意识，而她与本书中其他女性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她要更加直率和任性。她本身就是一个全然的存在。

以色列国歌是这部作品主要的背景音乐。这并不是芭塔娜第一次以这样的安排来冒犯这个国家所谓的圣洁。在她最有力的作品《一份宣言》（ADeclaration,2005）中，讲述了一个年轻人从雅法海岸出发划船到仙女岩，他想用一棵橄榄树替代插在那里的以色列国旗。在这个层面上，矛盾冲突表现得不能再明显：一棵被安置在以色列非法占用的巴勒斯坦土地中心的、象征着巴勒斯坦人抵抗的橄榄树，取代了一个国家最鲜明、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物国旗。但芭塔娜做得显然要更多一些。通过她所拍摄的内容，她提供的实际上是一份更加复杂的宣言。姿态本身的迟缓与重量，对破碎的波浪与泡沫的特写强调，与那次充满挑衅性的替换行为一起（以色列的国旗在这样一块单薄的岩石上飘荡究竟能意味着些什么呢？），标志了残暴的国家主义无法也无暇征服的两件东西：来自自然与批判的脚步，以及抵抗的思想本身。我们被引领进入一种创造力的冥想时刻，恰好与远处可以看到的特拉维夫的地平线的虚弱遥遥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