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四川人（第3/6页）

春节期间我回了四川。春节后返回学校的旅途，让我十分伤感。头几天我几乎都睡不着觉，现在我仍然在回想着那段旅程。在船上，很多的四川人都往沿海城市去，有些人要睡在厕所里。在火车站，四川人看起来就像是难民和乞丐。大冷天，他们就睡在地上。不管去哪里，那儿的人都会多要我的钱。在江西，汽车司机把我们载到一家路边小店，小店的老板用警棍赶我们下车。他强迫我们花40块买了份猪食一样的快餐。两个年轻的四川男人被打得躺倒在地上，只因为他们没有钱买东西。司机说，如果你敢跟那些人吵架，他们会把你打死。

很多的出外打工者很快就忍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并且相信他们的这种新生活只是暂时的状态。他们做苦工——工地的民工，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如果你设想下半生都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干着这些活儿，那也未免太凄惨了。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差异很大，足够让你心存希望：在沿海地区赚些钱，然后回到家乡慢慢花。几乎所有人都打算起初工作几个年头，然后就回家去；人们谈论着回到乡下附近的城市开店或开餐馆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情况和很多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相似，他们非法移民去了美国，但自己的家庭和家人仍然留在祖国。他们在一种经济环境里工作，然后在另一种经济环境里花他们所赚来的钱。

而威利的父母和威利的哥哥们一起住，他的哥哥们在当地的建筑业中小有成就，为他们人口渐增的大家庭盖了一座两层住房的大院子。威利不需要给家里寄钱，他和南希以后就定居在东部也是可行的。威利感到了两种相反力量的较量：浙江的发达经济情况，四川熟悉的文化风俗。有一天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但同时他会宁愿自己都不属于这两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学着去说温州话——不可能学得会，而且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了在学英语和听“美国之音”上。反而威利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到第二年工作的时候，他的普通话已经听不出来四川的口音了。当人们问他是哪里人的时候，他常常会说谎，告诉他们他来自江苏附近某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不过，当他和南希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谎就不太好圆了。南希说话仍然有四川的口音，而且她拒绝让威利帮助她提高普通话水平。在她看来，威利是在装腔作势。

但对威利来说，这关乎自尊。他在浙江的第一个老板，那位糟糕透顶的王先生，常常和威利说起他在1980年代去四川北部的事情。那趟旅程让王先生开了眼界：四川北部的贫穷状况让他受到了很大震动，以至落下了眼泪。很多年以后，他说起那趟旅程，还是常常会表现出很感动的样子；他喜欢利用这个机会，让威利为自己能逃脱这种糟糕的处境而对他心存感激。威利讨厌王先生的诸多方面：他的中山装、他的吝啬、他麻烦的妻子等等；而其中威利最讨厌的就是他的同情心。

即使威利到了乐清，做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但一些只言片语的评论还是会让他感到困扰。在乐清，有些人偶尔会偷了下水道的井盖，然后当废铁卖掉；这时居民们晚上出行时就要格外小心。有一次，威利和一个也是做老师的同事在街上走，经过了一个空的下水道口，那同事厌恶地摇了摇头。“那些四川来的人把井盖偷了。”他说。威利没有回答，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同事说的话。威利也注意到，乐清当地的父母骂小孩时，会用那些外来移民的故事吓唬他们。威利小的时候，他村子里的成年人常常会跟小孩说，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外国人会来把他们吃掉。但在乐清，不再由外国人充当吓唬人的角色。父母们会说：“如果你还哭的话，从江西或四川来的人会来把你给带走。”

【我完全能理解你在中国遭到别人不同对待时的感受。很明显，其他地方的人对四川人区别对待，因为四川的贫穷和落后可是出了名的。在这儿人们也是如此。当地人总是看不起四川人和江西人。我对此不是很在意，我知道中国不只是他们的中国。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听到你写作的对象是中国的普通人，我感到特别高兴；这真好。在我看来，你会像总是亲近普通人的威廉·莎士比亚一样获得成功，在有生之年迎来文学上的巅峰。

事实上，我觉得人最最难做到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中国总是说自己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总能正确地、完美地对待一切事物；这一点美国有时也像中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说美国是世界警察；而美国会说中国是个问题百出的国家。】

在1980年代，政府标榜和表扬了“温州模式”的发展。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模式天生就是自力更生型的，自然就讨官员的喜欢；他们愿意什么都不用投资，就看着这些家族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工厂。然而事实上是，很少有地方能够复制这种模式，甚至在温州本地，这种发展模式也会有限制。成功的工厂进行扩张，然而人们从制造纽扣、打火机、鞋底、低电压产品上获得的利润也就这么多了。这些产品获利很低，很难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价值的品牌，也很难去通过研发为产品增值。按理来说，这些企业下一步的发展大概应该是转换到高科技产品或者跨国投资上面，这是像深圳这样的地方普遍的发展策略。

但温州人的某种心态导致他们宁愿让事物保持在简单的状态。在教育领域里也出现了相同的状况；对于改革开放，温州当地的教育反应迅速。到了1990年代末，温州的私立教育机构数量和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座城市里将近30%的高中生和大约五分之一的大学生，都在私立学校里就读。

在乐清这座城市，威利和南希在“育才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和他们俩最初工作的学校——那家草包“百才学校”名字有点像，不过这纯属巧合）。在乐清，这所新学校有将近两千名学生，年级分布从幼儿园一直到八年级，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寄宿。在中国，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所有学校的课程都是标准化的，并且有严格的制约。有部分课程和教材是强制性的，所有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时都必须参加一次统一的标准考试。私立学校可以雇佣自己的授课教师，并且从开放的市场上招收学生，但它们也必须教授和学习共产党的相关理论。

育才学校创办以后，为突显优势，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课程，而其他学校一般都是三年级才开始上英语课。当地的公立学校后来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一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但私立学校还是占了先机。私立学校更早地开设英语课，并且尽可能地延长授课时间。育才学校招生的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每天都要上课，包括周日。八年级的学生一周上75节课，这几乎是公立学校每周课时数的一倍（公立学校的周课时数为45节）。从本质来说，人们是把“温州模式”用在了教育上：这相当于在智力的领域从低获利商品中榨取利润。这些学校没有去创新课程或改进教材，它们只是用更多的时间教同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