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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见老张的脸部肌肉猛烈地蹿跳了两下。老李手里拿着一把红色的马桶刷从厕所里奔了出来，深情地凝视着自己的丈夫，目光中含有一丝诀别的意味。

老张压低了声音对韦利说：“你去开门……”随后一头扎进了厨房。

韦利打开门，看见防盗门外站立着一个奸商模样的肥胖老头，身边搁着一只庞大的纸箱。一见韦利，他就笑容可掬地一哈腰：“哈罗，张局长在不在？”

韦利也不由自主地朝他鞠了一躬，打开了防盗门。与此同时，老李早已哆哆嗦嗦地从里屋走了出来：“啊，是老严啊，哈喽哈喽……”接着，她冲厨房里喊了一声，“老张，你看看谁来了……”

老张闻声也从厨房里钻了出来，手里兀自提着一把剁排骨用的小斧子。

董事长是专程为他女儿保送上大学的事而登门的。宾主落座，言谈甚欢。双方都避开了当年在高教局共事时的种种不快，彼此拍拍打打，很有些不成体统。董事长认为老张客厅里的一台彩电应当换一换了，而新彩电就搁在门外的过道里。张局长回答说，尽管他本人已经退休，可他们几十年来牢不可破的友谊将促使他“太史公牛马……”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又无旧可叙，董事长立刻起身告辞。临走前，老李忽然想起礼尚往来这一古训，便将韦利昨夜带来的十六瓶鱼子酱强行塞在了董事长的怀里。

晚上，张清下班回来，一家人早早吃了晚饭，围坐在客厅里，欣赏着簇新的二十九英寸火箭炮彩电。一直到午夜新闻结束，方才各自回房休息。

难得看见老张老李有这么好的心情，韦利的兴致水涨船高，也恢复了不少自信。在做爱之前，韦利将老张上午拎着斧头出来迎接客人的情景向张清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遍，逗得张清在床上滚作了一团。

笑过之后，张清又严肃地提醒丈夫，虽然老张的警惕和提防之心近乎歇斯底里，但“凡事还是小心点为妙”。

韦利显然不这么认为。他一直在想，假如早上来访的董事长果真是一名歹徒，凭着自己一米八七的健壮体魄，他可以在顷刻之间将其生擒活捉，也顺便让老张和老李开开眼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鹞子翻身，什么叫做饿虎扑食……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加快了身体的动作，而他的妻子早已发出了迷迷糊糊的呻吟声。

3

对于七十年代后出生的这批年轻人来说，寻找某种标志与他们的上辈加以区分，渐渐成了时髦。尽管对他们严加管束的父母并不是法西斯，可反抗或逃离他们也就成了一部分人追求自由的象征。

张清和韦利结婚之后，在何处安家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他们至少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双方父母的房子加在一起，足以开一个小型的旅馆，但他们最终的决定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他们自己出钱在汇园住宅小区租了一套两室的房子，以便和所有的老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他们记事的时候，“文革”差不多就已经结束。生活的相对安定，封闭的校园，以及父母对独生子女的宠爱造就了他们无忧无虑的外表，也多少培植起了一点似是而非的浪漫情调。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向往刺激和冒险，喜欢孟庭苇和张学友的歌曲，读梁凤仪的财经小说，迷恋电脑游戏……

韦利在船舶学院毕业后，自愿报名去展新号远洋货轮任职，他的确切身份只是一名见习机械师，但这并不妨碍在制作名片时，加上“水手”二字。

张清的父亲，一位退职的教育官员不惜以自杀相威胁，才勉强制止了女儿去西藏工作的企图。但他却不得不在女儿的婚事上做出相应的让步，同意她嫁给一个“废物”，并允许他们搬进汇园小区，自立门户。

韦利和张清住进汇园公寓的第一个晚上，获得自由的兴奋使他们彻夜未眠。到了后半夜，夫妻二人实在没有话题可供叙谈，便各自将自己的父母搬出来，尽情地取笑了一通。

张清说，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父母对安全的疯狂依赖。家中的门铃每响一次，老张和老李都会如临大敌，神色陡变，似乎任何一个来客都是乔装打扮的歹徒。据他们说，那幢教师大楼在一个月中连续发生了四次命案，可张清却未有所闻。“很难说，他们不是在危言耸听，胡编乱造……”有一次，父亲老张手执一把剁肉用的利斧前去开门，没想到进来的却是母亲老李。

另外，张清的父亲不仅总爱放屁，而且，偏爱洋葱。

韦利对父亲的抱怨与妻子迥然不同。母亲去世之后，他就一直卧病在床。他时常打电话约邻居和过去部队里的战友来家中聊天，全然不知危险为何物。尽管从未发生什么意外（假如出点意外，那倒也不是坏事，至少日后可以免掉去医院替他施行安乐死），可母亲积攒下来的一些古花瓶、字画和首饰全都不见了踪影。他的父亲原是一名军人，转业后在审计部门当科长，五十六岁才生下了他。

“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我在叫他爸爸时，我的感觉上却是在叫他爷爷。”韦利说。可张清从未听到丈夫叫过他父亲，他们都叫他韦科长。

他们搬进汇园公寓之后，张清每逢大礼拜的周六才回家与父母团聚一次。在韦利出海的几个月中，照料病中的公公也成了她的分内之事。那时她的公公已喜欢在床上大便，每晚六点准时拉屎一次。考虑到她白天在医院里时刻与血污、屎尿打交道，因此，她随口发出的一声感叹都带有寓言性质：

怎么到处都是垃圾……

韦利即便在来信中，也不会忘记这样来提醒自己的妻子：“韦科长眼看就不行了……”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

张清曾经将包括院长在内的几位医学专家请到家中为公公治病。邻居们对韦家的这个孝顺媳妇自然赞不绝口，可张清自有她的盘算。她希望专家们给她一个公公死亡的可靠时间表。

大夫们会诊的结果，韦科长至少患有三种难以治愈的病症，还不包括他在淮海战役中留下的两处枪伤。显而易见，只要其中的一种疾病恶化，他随时可能一命呜呼。院长最后肯定地告诉张清：“假如老人能活过三个月，我就用不着再当什么院长了……”

张清正是在这样一种悬盼的心境中等待了三个月。到了第四个月，老人不仅没有暴卒的迹象，而且奇迹般地能够下床走动了。更令人惊异的是，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韦科长早已谢顶的头上重新长出了黑发，不久之后，他以七十九岁高龄再次出现在菜市场上……

当然，院长事后并未辞职。而张清却也得到这样一个职业上的忠告：对于生死一类的事，是不能随便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