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第14/29页）

现在我不会再失手了。

那女的做了她该做的，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她亲手做了的一样，没什么好说的。到时会十分惊险刺激，但就现在来说，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由我来结束。和哈维克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做了充分的热身。如果他还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为此做证，尽管考虑到他最后剩下的手指数量，他可能无法在圣经上起誓了。

回想这件事，在他身旁时我算体贴了，甚至表现出了同情。一枪打进他的头，这可以说是慈善了。很明显，塞尔维亚人就像那些土耳其人一样，他们不会说谢谢。这是他们的文化注定的。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讨厌麻烦。

回到严肃的事情上来。无论在哪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天堂是为塞尔维亚抢劫犯准备的，但确定的是，有这么一个是给恐怖分子的），哈维克总会满意的。他可能会在死后对我进行报复，因为我想将他活体解剖。我得靠点运气，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需要运气，但我得在上帝那边有点信誉才行。

而如果范霍文干好他的活儿，这不会太久了。

当下来说，我要去到我的避风港里恢复一下精力，因为之后得快速行动。

我的思维有点钝化了，但我的动力依然保持不变，这才是最主要的。

12:00

在浴室里，安妮又去看她的牙床，那上面有个洞，简直不堪入目。她以一个假名进了医院，所以无法取回她的理疗档案、X光片、分析和诊断，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一切归零，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这样。

他声称不想杀她是因为需要她。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她一个字也不会信的。安妮就算是死了，也能把事情办了。他那么凶狠地打她，带着那种亢奋……他当然可以说为了表现给旁人看，那是必要的，她不怀疑；然而这样打她也让他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如果他还能把她毁得更彻底些，他也会下手的。

在医药柜里，她找到一些尖头的小剪刀和一个脱毛钳。那个年轻的印度医生之前向她保证说这是一道不太深的伤口，十来天后就可以拆线了，但她现在就想把它拆掉。她还在卡米尔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个放大镜，但在一个不亮的房间里靠着两个临时的工具做这种拆线的操作，还是不太理想的。除非她真不想等了。这一次，不是因为单纯执着于清理，而是因为当她和卡米尔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她想清理。与之后卡米尔在一切结束时以为的相反，哪怕是最轻微的程度，她也很少对他撒谎。因为那是卡米尔，她很难对他撒谎，或者说，要骗他太过简单，两者都是一回事。

安妮用袖口擦了擦眼睛，独自取出线口已经不容易，何况，有十一个线口在那儿，她眼睛还是模糊的。她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剪刀。从近处看，这些黑色的细线像是昆虫。她把尖头滑到第一个结的下面，疼痛旋即而来，尖锐得就像剪刀。正常情况下，这样做不会痛，只是她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或者是感染了。要把剪刀头移得足够远才能剪断连着的线，安妮脸皱了起来，剪刀快速合上了一下，第一只昆虫应声死去，剩下要做的就是把它拉出来了。她的手在抖。线在抗拒，仍粘在皮下，用脱毛钳的话，就算手抖也可以把它抽出来吧。那只昆虫放弃抵抗了，它在皮下的滑动激起一种糟糕的感觉，安妮连忙仔细查看起来，但什么都还没有看见，她开始弄第二根线，但全身过于绷紧，她必须先坐下缓口气……

回到镜子面前，她揉着伤口，脸也跟着皱起来。这是第二根线，然后是第三根。由于过早把它们取出，通过放大镜能看到伤口还是红的，尚未愈合。第四根线很顽强，比起前面的来说，缝得与肉更贴合。但安妮的意志毫不动摇，她用剪刀的刀头蹭着，紧咬牙关，终于溜到了线下面，钳住它，没能剪断。伤口开始流血，重新开裂，而那根线终于妥协了。她把它从上面拉出来，现在伤口开始渗血了，上面是粉色的，下面还是红色的，硕大的血滴流下，如同泪珠。剩下的线一个个地缴枪死去，并从皮下拉出。她把这些昆虫尸体扔进洗手池，而最后几个安妮剪得过早了，因为她擦拭后血还是马上涌上皮肤表面。她等到所有线都取出来后才停下。血在流着，流着。安妮没多想什么，径直从小柜子里拿出装了九十度酒精的塑料小瓶子，没有用医用纱布，就用手捧着，盛着酒精然后就这样直接敷了上去。

随之而来的疼痛……安妮大叫起来，用拳头敲着洗手池，她的手指失去了脱开的夹板的保护，让她再一次大叫。但今天这叫喊是属于她的了，她拥有它们，没有人能来把它们夺走了。

第二次，还是用手将手掌里的酒精直接涂到脸上。安妮两手撑在洗手台边上，几乎要痛得昏过去，但她坚持住了。

然后，当疼痛减缓后，她用一张浸染酒精的医用纱布紧紧地贴在了脸上。当她把它取下来的时候，露出一道浮肿而丑陋的伤口，还在流着血。

会有一道疤留下的，它就直直地烙在侧脸上。如果是个男人，会被人猜测那是刀疤。很难知道留下来的会是怎么样的，但不难明白的是它再也不会离开了。

这是一定的。

如果必须用刀来把伤口加深，她会这样做的。

因为她想记得这一切。永远。

12:30

急救室的停车场总是满的。这一次，为了能够停进去，卡米尔不得不出示他的证件。接线员笑得像朵花，一朵差不多快凋零的花，但也多少能激起好感。

“怎么样，她得救了？”

就像是知道这对范霍文警官来说很重要，她皱起了忧郁的眉头：发生了什么事，这肯定给了您一次打击，对警察来说是一次失败，不是吗？卡米尔想摆脱她，但没有想的这么容易。

“那她的社保呢？”

卡米尔又走了回来。

“这不关我的事，但您知道，当一个病人溜走了而人们还完全不知道她的社保号码，以至于收不到她的住院费时，我可以这么对您说，上面是不高兴的。那些领导突击检查，有责任的或者没有责任的，一视同仁，我也不好过……就是为了这个我才问的。”

卡米尔点点头，我理解，一脸同情。这时接线员又接起了电话。显然用一个假名住进这里，安妮是不太能够提供出一张社保卡或保险卡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她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在其名下的文件。她一张也没有，至少在这个借用的名下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