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12月的续约（第5/7页）
“他的工作需要出差吗？”
“常常，而且会去很多地方。整个德国都会去。”
“一个人去？”
“对。”
“而他对军队也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可以拿到演习报告，他知道他们的驻防地点、兵力多寡，等等，对吗？”
“他知道的远远不只这些。很多演习都是盟国间的联合演习。有一些演习会测试新武器。因为它们一样会导致破坏，所以他也有责任知道它们的威力有多大。总之他可以得到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信息。”
“包括北约的信息？”
“主要是。”
“他做这工作多久了？”
“应该从1948或1949年就开始。我没查过档案，精确年月说不上来。总之是从英国一开始赔偿平民的损失就开始。”
“也就是干了二十一年，加或减一点点。”
“那是我的估计。”
“对一个临时雇员来说，这可是不短的时间。”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吗？”
“可以，当然可以，请说。”特纳客气地说，心想：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去跳楼。
“我接任的时候就是这情况。他是个约聘人员，每年都要重新续约。他的合约每年十二月就会到期，需要重签，而每次都会获得批准。直到十八个月前一直是这样子。”
“也就是莱茵军撤走的时候？”
“我们宁可说莱茵军是被调到北约在英国的战略预备队去。你不要忘了德国人至今还在分摊莱茵军的军费。”
“我会记住的。”
“不管怎样，莱茵军撤走以后，英国在德国的军力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撤军的决定来得相当突然，我记得我们人人都吓一跳。那之前，英德双方对军费分摊的问题就有过争论，明登的莱茵军也出现过一些暴动。‘再造运动’当时已经开始，那些学生变得越来越吵，莱茵军成了他们做文章的好题目。撤军是由最高层作出的决定，连大使也没有与闻。命令下达后，莱茵军一个月内就撤走了。那时候我们都在东削减西削减。伦敦方面下达一大堆指令。他们把东西扔掉，称之为节约。”特纳又一次瞥见布拉德菲尔德的满肚子怨气。
“而黑廷没受到影响。”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他很懂得看风向。”
“他仍然是个临时雇员？”
“当然。如果说他曾经有过转正职的机会的话，那这种机会至此已快速流失了。莱茵军要撤走的消息一确定，他的离职通知就等于是贴在了墙上。单是这个原因，我就觉得给他任何永久性的职位安排是错误的。”
“哦，这样，”特纳说，“我明白了。”
“你当然可以说他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布拉德菲尔德反驳说，“你还可以说他缺钱缺得要命。”尽管他可能已稍加克制，但这指控还是像污点一般清晰。
“你说过他负责管一些钱。”特纳说。
“他偶尔会帮军队转交支票。他是个邮箱，就这么多。他是个中间人。军队给他钱，他交给农民，收取收据。我会固定查他的账户。你知道，军队的查账官是出了名疑心重的。没有你可以上下其手的机会。整个系统是滴水不漏的。”
“哪怕对黑廷也是滴水不漏？”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另外，他看起来总是过得很宽裕。我不认为他是个贪婪的人，我没有这种印象。”
“他的生活开销有超过他的能力许可吗？”
“我怎么知道他的能力许可在哪里？不过以他在这里的收入来说，我想他的生活开销是超过能力许可的。他在柯尼希斯温特的房子非常大，显然不是他这个等级的人住得起的。我猜他在那里维持一定的生活排场。”
“明白。”
“昨晚我查了查他失踪前三个月提了多少钱。在星期五的参赞处会议之后，他一共提了七十一英镑四便士。”
“好怪的数目。”
“正好相反，那是个很合逻辑的数字。星期五是这个月的第十天，所以他领走的恰恰是这个月薪水和津贴的三分之一——扣掉税金、保险费和私人电话之后的。”他顿了一下。“他有一个方面是我迄今没有强调的：他是个很谨慎的人。我至今未逮到他说过一句谎。决定要走以后，他只拿走他应得的，没有多拿。”
“有些人会称之为高尚。”
“不偷钱就是高尚？我则会称之为表面工夫。他既然懂法律，或许会想到，如果他偷钱的话，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报警找他。”
“老天，”特纳瞪着他说，“你连一点点品行分数都不愿意给他。”
这时，布拉德菲尔德的私人助理皮特小姐把咖啡端了进来。她是个不太施脂粉的中年女人，表情严肃，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她看来已经知道特纳什么来路，因为她用来瞥他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鄙夷眼神。特纳高兴地意识到，她最看不顺眼的是他的皮鞋，而他想：拜托你，鞋就是要这样穿的啊。
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莱茵军一下子就撤走，让他没有了工作。这就是症结所在。”
“而且再也没办法接触到北约的军事情报？你是这样说的。”
“那是我的假设。”
“哦。”特纳说，装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在笔记本里写上“假设”两个字，仿佛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词汇量。
“莱茵军撤走那一天，黑廷进来找我。那是十八个月前的事，距今时间不长，所以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陷入沉默，被自己的回忆所击打。
“他好渺小，”他终于说，语气轻柔，与他的一贯语气相当不一样，“你明白吗？好轻量级。”这一点看来仍然让他感到惊讶。“站在现在，我们很容易会忘了他从前有多么地微不足道。”
“他再也不会微不足道了，”特纳毫不忌讳地说，“这一点也许是你得去习惯的。”
“当时他走进来，脸色比较苍白，但除此没有别的异样。他坐在那边那张椅子里。椅子上的靠枕就是他的。”他冷冷一笑，“靠枕是他的地盘标记。他是参赞处里惟一有保留座的人。”
“也是惟一有可能会失去它的人。那靠枕是谁绣的？”
“我完全不知道。”
“他有管家吗？”
“就我所知没有。”
“唔。”
“他没有说任何关于自身新处境的话。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在档案库里听收音机转播。部队正在哨子声的催促下登上火车。”
“那对他来说可是一个极具意义的时刻。”
“应该是这样。我问他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这个嘛，他说，他想当个有用的人。他注意到加韦斯顿的压力很大，被柏林的扰攘和汉诺威的学生和各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因此他想说不定他可以为加韦斯顿分忧。我告诉他，他是没有资格处理内部事务的，只有参赞处的固定人员才有这资格。不，他说，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没有一分钟有过这种非分之想。他只是想他说不定可以分担加韦斯顿一两件零碎活，比方说处理英德会社的事务——当时英德会社形同冬眠状态。还有‘遗失人口’30。这听起来有道理，我不得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