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香（第8/10页）

埃贡十九岁的时候还在里加音乐学院学习。这期间，他与一个姑娘的相处导致了一场悲剧。直到当时，他所经历的爱情是淳朴的，模模糊糊的，有快乐，有欢笑，也有吵吵闹闹。他们一起捡野果，故意弄翻一篮水果，把脸和手都弄脏了。那一天，他们两个人在野外的丛林里，这个农村小姑娘抽泣着，泪水汪汪，眸子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她怀孕两个月了。姑娘掀开围裙，让他摸了摸肚子。“我父母会打死我的。”他对此确信无疑。她出生在一个严守礼教的农民家庭。这种家庭是异教教会的支柱。

“是您的孩子？”

“不是。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反正是一个未结婚的小伙子。可能是我的一个兄弟。姑娘长得太美了，谁都想占有她。一天晚上，我实在没有办法，就趁还来得及带她去小城市找一个堕胎婆。我们先步行了一段路程，又搭一辆破车，然后乘上去里加的火车。我不但替她担心，而且我自己也感到害怕。我所以替她担心，因为这可能会危及她的生命。至于我自己也感到害怕，因为我发现有人向警察局告发我，我可能要坐监狱，受皮肉之苦。我当时还不能利用我的年轻庄园主的身份进行自我保护，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非法手段对付警察。其实，非法手段比合法手段使用得更普遍。可是，万一遇上一个俄国警察……那天晚上，我把小姑娘托付给一个看上去和善的堕胎婆。临出门的时候，我从我祖母的抽屉里拿了一些卢布，正好够打发堕胎婆的。她叫我把小姑娘留下，第二天早晨再来。多么难熬的一夜啊！我走出这家小酒馆，又走进另一家小酒馆。镇上的小酒馆倒不算少，一共有四家。我不能让人对我产生怀疑。我在那里遇到的人，都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座只有三千个人的小城市，时不时地看见在门槛上放着一盏灯笼。如果拿圣彼得堡和巴黎的贫民窟与这里的贫民窟相比，就根本不能算贫民窟。

“我第二天早晨去接她，她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她用许多衣服裹着身体，脸色苍白，但堕胎婆说她可以受得了路途颠簸。堕胎婆给她堕了胎，但是我觉得，把她带走以后，她可能活不成了。我把她送到她大姐那里。她大姐的家离她父母有好几俄里，她父母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我又见过她好多次。第二年冬天，她与外县的一个农民结了婚。她现在大概有两三个孩子。”

“您和她从来没有……？”

“有，只有一次。那是在去找堕胎婆之前一个星期。我们一起坐在青苔地上。她要送我一件礼物，我们就……但那一次，她是不会出事儿的。她漂亮极了。”

“您身边的那些女孩子，讲您的语言也都讲得很好？”

“有几个讲得好的。我的邻居有个叫卡琳的女孩儿。说我们是邻居，其实我们只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相距有五十里。她是一个富有的名门望族的独生女。我父母想要我娶她：我们一起去跳舞。我们的家乡有许多舞厅。她经常去我们家玩。甚至在我离家之后，我父母还相信我过几年以后会回去娶她。我觉得她漂亮，天真，善良。我们的确相爱了。”

“那么，为什么？”

“您不会以为，我会叫卡琳嫁给一个像我一样的男孩儿吧。”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再多说什么。

又过了几天，是一个盛夏的星期一，让娜浑身上下打扮了一番，准备同埃贡一起乘易北河的汽船，去河边的一家客栈吃饭。这时，有人捎来一张心急火燎写下的字条：埃贡身体不舒服，不能与她一起去了。是不是去看看他？她知道埃贡住在路德教堂三层，管风琴就在那里。房间像一间保姆住的房子。走廊的窗子像隐修院回廊的窗子，正对着本堂神甫住所的花园，从花坛传来馨香的气息。门是插着的。一股热气突然迎面冲来，房间里一片昏暗，她觉得喘不过气来。她打开窗子，掀起百叶窗，拉开宽大的灰色窗帘。斗室里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旅游鞋已经准备好了，但却放在皮鞋上；衬衫刚从身上脱下来，卷成一团，他喜欢穿的农民衫还没有穿好，只套进半只袖子，露着光膀子。埃贡趴在床上，双手抱着脑袋抽泣、让娜坐在床沿，她不是担心，而是激动；她对埃贡爱流泪的性格已经了如指掌。让娜似乎听见他说：

“让娜……我给您带来的痛苦太多了……我不知道这个荒谬的社会对我们一起外出玩耍竟会说三道四；您母亲可能会想……啊，我的名誉倒无所谓；我相信没有人……可是，我对您说过，我不希望卡琳嫁给像我这样的男人。”

“卡琳可能也像您爱她一样爱您。”

让娜托起他那只耷拉在床边的手，紧紧地握着；埃贡把手指插进她的指缝间，一会儿松开，一会儿攥紧，两个人的手掌紧紧地贴在一起。据说，手掌上长着生命、情感和命运之线；在婚礼上，新婚夫妇首先要把两只手贴在一起，然后握在一起。埃贡坐了起来，面对面地看着她。可能随时会有人进来。让娜情绪镇定。得用钥匙把门锁上，不让人发现屋里的秘密。可是，窗子、百叶窗和窗帘还都大开着。屋子里光线暗淡。这是他们预料到的，是他们所希望的，但也是他们所担心的，就像水下隐藏着暗礁，他们刚刚开始的亲昵举动可能会被撞得粉碎。但是，他们毕竟实实在在地相互体味了一个小时的幸福时刻。这一刻起码一直在照亮着他们的一小段生命。

与埃贡认为的相反，范·T夫人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年轻人的名声、音乐天赋和魅力是人所共知的，正好弥补了他家族不稳定的财源。婚礼决定在德累斯顿举行，仪式将从简。范·T夫人为人聪慧。在荷兰，当约翰-卡尔精神崩溃的时候，她对人们的风言风语或恶语中伤一概置之不理；她也知道，让娜几乎是惊世骇俗的忠诚之举也受到了人们理所当然的指责和嘲笑。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她们母女不希望人们再对她现在的婚事说闲话，闲话之多，就像一把扫帚能在花园的墙旮旯里扫出一大堆脏东西一样。范·T夫人还回荷兰咨询了她的银行业务员和公证人，请人重新装修了在海牙的住宅和斯海弗宁恩的别墅。时装式样在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九〇年期间发生了变化，因此还必须给让娜重新置办嫁妆，或者得把原来的翻新。由于让娜不喜欢羽绒衣和皮衣，她的冬装和首饰倒成了问题。

婚礼本来计划在几个星期以后举行，却往后拖了两个月。起码在开始的时候，让娜几乎每天都想，她明天是不是应该去完成她一直惦记着的那桩大事，起码她认为应该去完成：去看一看约翰-卡尔的生活在这时发生了什么变化。医生告诉她，约翰-卡尔在这几年没有什么变化，病情很少发作，还继续安然地在他收藏的典籍上粘贴藏书标签，这些典籍是在印刷术发明初期出版的。她去看约翰-卡尔，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但约翰-卡尔也许不认识她了。她最终还是决定不去看他为好。约翰-卡尔认识不认识她倒没有关系，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总会勾起他们的回忆。但是，在这些事件中，是否还给他留下了一个名字，尤其是一个日期，这是无所谓的。然而有一天，让娜租了一辆出租车，叫司机从疯人院的人字形楼的窗子下面慢慢地开过，但不要停下来。她看见约翰-卡尔正与一个男护士面对面地坐在桌子旁边打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