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月（第15/23页）

我相信前面已经提到，左右宫的存在有我一份小小的功劳。当然啦，我不是一个富人，在经济上无能为力。但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城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声望。我记得当时我还没有在国务院的艺术委员会供职，但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他们经常向我咨询政策上的事。因此，我代表山形向当局提出请求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店主打算，”我解释说，“酒馆的主题就是颂扬当今日本正在涌现的新的爱国精神。酒馆的装潢将会体现这种新精神，如果顾客与这种精神格格不入，就坚决要求他离开。还有，店主打算让他的酒馆成为本城画家和作家的聚集地，让那些其作品最能反映新精神的艺术家聚在这里饮酒。关于这最后一点，我已经得到我的许多同仁的支持，其中有画家原田雅之，剧作家三角，记者尾辻繁雄和夏希英二——你们知道，他们的作品都是坚定地效忠于天皇陛下的。”

我接着指出，这样一个酒馆，考虑到它在这里的权威地位，肯定会给这个地区奠定一种令人称许的基调。

“不然的话，”我警告道，“我担心我们又将面对一个以颓废为特征的地区，而我们一直在尽力对抗这种颓废，知道它一直在削弱我们的文化结构。”

当局的反应可不仅仅是默许，而是非常热情，令我感到意外。我想，这又一次说明，人有时候会突然发现他的地位远比他自己以为的要高。我从来不把地位放在心上，所以带给我这么大成就感的并不是左右宫的开业，而是我很骄傲地看到我一段时间以来坚持的观点得到了支持——也就是说，日本的新精神与自我享受并不矛盾；也就是说，没有理由把寻找快乐跟颓废相提并论。

于是，新干线开通之后大约两年半，左右宫开张了。装修很讲究，很全面，每个人天黑后在那条路上溜达，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灯火通明的店面，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灯笼挂在山墙上，挂在屋檐下，整整齐齐地排在窗台上和门框上。还有那个悬在横梁上被照得亮亮的巨大旗幌，上面是新酒馆的名字，背景是队伍里的军靴齐步前进。

开张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山形把我请到里面，让我选一张最喜欢的桌子，并说那桌子以后就归我一个人使用。我想，这主要是为了感谢我为他做的一点小事，同时，当然啦，也因为我一直是山形酒吧的一位常客。

确实，在山形酒吧变成左右宫之前，我已经光临它二十多年。我并非刻意挑选——就像我说的，这个酒吧并无出众之处——当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就住在古川，而山形酒吧正好就在附近。

也许你很难想象古川那个时候有多丑陋。是的，如果你是刚来这个城市，听我提到古川区，你脑海里浮现的大概是今天的那个公园，以及那些名闻遐迩的桃树。可是，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那是一九一三年——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小公司的厂房和仓库，许多都已废弃不用或年久失修。房屋老旧破败，住在古川的都是那些只付得起最低房租的人。

我住的是个小阁楼，楼下是一位老太太跟她未婚的儿子一起生活，其实很不适合我的需求。房子里没有电，我不得不点着油灯绘画。房间狭小，几乎连一个画架也放不下，画画时总免不了把颜料溅在墙上和榻榻米上。我夜里工作时，经常会吵醒老太太或她的儿子。最烦人的是，阁楼的天花板太矮，我直不起身子，经常半弓着腰工作几个小时，脑袋还时时撞在房梁上。但是那时候我被竹田公司接受，当画家养活自己，心里非常高兴，也就不太在意这些不如意的条件了。

当然啦，我白天不在阁楼里工作，而是在竹田大师的“工作室”里。工作室也在古川，是一家饭店楼上一间长长的屋子——确实很长，可供我们十五个人把画架放成一排。天花板虽然比我小阁楼的高，但中间严重塌陷，所以我们每次进屋都会开玩笑，说它又比前一天下降了几厘米。屋子从这头到那头都是窗户，本应该使我们有充足的光线作画，可是不知怎的，照进来的一道道阳光总是太刺眼，屋里看上去像一个船舱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楼下的饭店老板不许我们晚上六点之后还留在工作室，因为那时候他的客人开始来了。“你们在上面的声音像一群牛。”他总是这么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回到各自的住所继续工作。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们如果晚上不加班，是不可能按时完成工作的。竹田公司以其能在很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画作而自豪。是的，竹田大师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不能在船开走前的最后期限完成任务，那么要不了多久，客户就会去找同行的那些竞争对手。结果就是，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熬到深夜，第二天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没有赶上计划。当截止日期临近时，我们经常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通宵达旦地绘画。有时候任务一个接一个，我们整天累得筋疲力尽，晕晕乎乎。尽管如此，我不记得我们有哪次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从这里也可看出竹田大师对我们的控制。

我跟随竹田大师大约一年之后，公司里来了一个新的画家。他就是中原康成，我相信你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印象。实际上，你没有理由接触过它，因为中原康成没有任何名气。他充其量只是在战争爆发的几年前，在汤山区一所中学谋得一个图画教师的职务——听说他现在还在那里就职，当局觉得没有理由像替换他的那么多同行一样替换他。我每次想起他，总记得他叫“乌龟”，这是在竹田公司的那些日子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后来我们交往甚密，我一直亲切地用这个绰号称呼他。

我至今留着一张乌龟的画作——一幅自画像，是他离开竹田公司后不久画的。画面上是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穿着衬衫坐在一间拥挤而昏暗的屋子里，周围是画架和东倒西歪的家具，窗外的光线照亮了他的一侧脸庞。这张脸上的真诚和腼腆跟我记忆中的那个人完全吻合，在这方面，乌龟是绝对诚实的。看着这幅自画像，你可能会把他当成那种在汽车上你可以果断地用胳膊肘将其挤到一边抢占座位的人。然而，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自负。如果说乌龟的谦逊使他没有隐瞒自己腼腆的性格，那么，这份谦逊可没能阻止他给自己加上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神情——我从不记得他有过这种神情。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不记得有哪位同行能够绝对诚实地画出一幅自画像。不管他多么精确地对着镜子再现自己的表面细节，画上所展示的人格特性却与其他人看到的真实情况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