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亲情与爱情（第4/6页）

这套宽大的复式楼里专门辟了一小间房子来做藏酒间，还做了个精巧的吧台。藏酒间有一整排酒柜，收存了各种款式、年份的洋酒、葡萄酒、白酒。赵广陵刚住进来时，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还如此好酒。现在他好像有些明白了——所有的生离死别，隐忍等待，月圆月缺，都为今晚这个时刻而准备；所有的相思绵绵，背井离乡，孤灯难眠，都需要一杯苦酒去溶解。

上苍如果是怜悯的，它总会找一个最恰当的氛围，让两个伤痕累累的人，互舔羽毛、一诉衷肠。

舒淑雅偏偏倒倒地兀自往藏酒室走，赵广陵心有戚戚，他想去搀扶她，但又没有那份勇气。但舒淑雅回眸一声轻柔的呼唤，让他怦然心动。她说：

“赵导演，你还想得起年轻时，我们演出完后去烧烤摊喝酒的事吗？”

在藏酒室柔和的灯光下，舒淑雅面色绯红，蛾眉宛转，连皱纹都在酒精刺激下抻平了。赵广陵眼前仿佛不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妇人，而是年轻时代的舒菲菲年老的扮相。典雅、孤傲，像池中残荷，凄美中散发出冷艳的光芒。

赵广陵心底里陡升一股暮年的柔情，决绝的豪气。“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你还犹豫什么，不就是一觞酒吗？今宵醉生，明朝死去，岂不快意？赵广陵从酒柜里找了两瓶酒，一瓶白的一瓶红的，摆在吧台上。

“我们老家有句话说：酒越陈越厚，情越老越深。既然很多的夜晚，都是我们各自和一个月亮对饮，我们其实都上了月亮的当啊。它既不饮酒，也不解乡愁。杜甫有句诗就像是为我们的今晚写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来吧，就当这是几十年前我们相互欠下的酒债吧。”

他往舒淑雅的酒杯里倒了小半杯红酒，再自己倒上一大杯白酒。灯光下两只酒杯里的酒红的似琥珀，白的如琼浆。酒杯轻轻一碰，把两人心中的怀旧恋情都撞翻了。谁孤独难耐时不想喝酒，谁相思绵绵时不想找醉？又有谁，在回首苍凉往事时，不想和一两个知己，推杯换盏，把酒话当年？怀旧本来就是一杯甘冽的美酒，美酒加怀旧，已经熄灭多年的激情，也会燃烧起来。但这是一种寂静的燃烧，在地层深处的燃烧，烧不到皮肤，灼痛的是心。舒淑雅的眼泪再次倾泻而下。

赵广陵仰头一口饮尽，豪迈地喊了一声：“男儿少壮有雄心，老时只剩一觞酒。好酒！”

舒淑雅泪眼婆娑地望着豪饮的赵广陵，“赵导演啊赵导演，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纸醉金迷中的高贵，什么是乱世中生活下去的勇气。我只是在多年以后才明白这些的呀。那时我们太年轻，沉溺在原罪中。我的原罪就是我太骄傲了。当年我以为既然你是爱我的，就应该跟我走。我以为我走后，不出三个月，你就会追着出来。唉，我和我妹妹都是想用一根绳子去拴一个男人的女人，她拴住了，又放手了；我一辈子下来，才发现自己手里是根纸绳。”

“不是一根纸绳，是命运之绳。”赵广陵不知什么时候手上有了支烟，手术后他本来烟酒都戒了的。“你们逃离昆明那天，我来追过你们，但是没追上。”

“你说什么？”舒淑雅差点没有站起来。

“我一生中的秘密太多，但这是一个连你的妹妹我都没有交代过的秘密。” 他平静地说，深深地吸了口烟，又重重地吐出来。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将军忽然在昆明宣布起义投奔共产党，并扣押了驻守在云南的中央军第8军军长李弥、26军军长余程万，以及一些国民党中央在云南的要员。第二天人们看到那些在蓝天白云下呼啦啦招展的红色旗帜，就像春天里千树万树姹紫嫣红，才知道变天了，解放了。但驻守在滇南一带的李弥和余程万的部队，见自己的长官被扣，便拼死往昆明反扑，昆明顿时陷入战火之中。卢汉的部队抵挡不住了，只得同意放走李弥和余程万，以缓兵之计等待正火速赶来的解放军的救援。

昆明城那时混乱一片，到处戒严，人们狼奔豕突、夺路逃亡。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以及桥梁路口，都有宪兵和军警把守，你至少得有五六张以上的关防签章才过得了这些关卡。舒淑雅的父亲是为法国人做事的，事情就简单得多，拿着法国领事馆签发的批文，全家人一路畅通无阻地就到了火车站。

每过一道关卡，舒淑雅都在混乱的人群中举目张望。她希望戏剧化的一幕出现——赵迅拨开拥挤的人群，打倒阻拦的士兵，如一个战神一般冲到她的面前。如果真是这样，她会扑到他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他，一生一世也不放手。

但是，直到开往滇南的火车一声悲鸣，舒淑雅也没有在人头攒动的站台上看到那个她熟悉的身影。火车驶出战火纷飞的家园，缓慢地爬行在红土高原上，将眷念的目光越拉越长，越走越沉重，仿佛载不动这乱世情缘。一直到皱纹爬上曾经青春靓丽的面容，白发如霜降般撒满曾经骄傲的头颅，舒淑雅也不会忘记昆明火车站那混乱中痛到骨头里的失望。

“你不知道，其实我已经过了很多关卡了。警察局的，稽查处的，城防司令部的，侦缉队的，战时特别通勤处的，甚至宪兵团的。”赵广陵说到此时也有些激动起来了，仿佛刚刚冲过一道关卡。

“宪兵把守的地方是到火车站的最后一道关卡，那你为什么不在站台上？”舒淑雅抓紧了自己的酒杯脚，仿佛随时要向赵广陵的头上砸过去。

赵广陵那时离站台也就约三百米，但那是他一生也无法逾越的距离。这就是他的命。他已经听得见火车催促人们赶快上车前的鸣叫，听得见蒸汽机车蓄势待发时的咆哮。他手上的特别通行证来自于省党通局特派员钱基瑞。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中统特务，文化刽子手，但我们也不会忘记他也毕业于西南联大。在大厦将倾时，他知道自己作为这栋大厦的维护者在劫难逃，但他的最后一点良知还让他面对自己学兄的恳求时，人性回归，悲悯重现。赵广陵还记得他对自己最后的话是：迅兄，逃亡是下一次胜利的开始。共产党曾经就是这样，现在轮到国民党了。

可对赵广陵来说，这是人生失败的开始。他在火车站的候车楼前忽然被一辆维斯利敞篷吉普车横在前面挡住了去路。尖锐的急刹车声如一把锋利的刀子，一刀斩断了赵广陵急迫地想追随舒菲菲而去、不要话剧而要爱情的一腔情怀。一个中校军官从驾驶副座上跳下来，高声叫道：

“廖志弘营长，往哪里走啊？”

“廖志弘”这个名字在从内战前线回来以后，就再没有人这样叫了（尽管他那个时候叫赵迅）。他惊得浑身一个激灵，更让他差不多要瘫倒的，是吉普车后排座上那个神情冷峻的陆军中将。他不无温情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