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上）（第15/19页）

中苏交涉失败后，公权先生返回重庆。至苏军撤出东北，国军进佔松花江以南地区，张先生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重返瀋阳，主持东北经济复员重建事宜。这时瀋阳已为东北军政中心，进入东北国军数达五十万，军需供应，极为沉重，复以东北币制紊乱，伪满币、红军票、法币，平流并用，益增经济建设之困扰。张先生有鑒于此，首先着手整顿币制。他向中央建议，发行东北流通券，兑收原有各种纸币，以统一币制。为此，他又成立东北生产局及房地产管理局，分别接收管理各项轻工业（重工业由中央各部接收）及日人与伪满官吏之房产，作为流通券之发行準备基金。这项措施对于维持东北经济稳定，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同时，这种困难的工作，若非公权先生这样深谙财政经济之学理，并与中央有良好关係者主持，恐是无法成功的。

另一方面，公权先生又将东北生产之黄豆，向农民价购，运销关内，以所得价款购进米麵，以供军需民用。这些措施，虽遭到许多人批评，但他殚精竭虑，一心一意只为国家利益着想，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力行不挫。当时我正担任瀋阳市长，为平抑不断上涨的物价，镇日奔波，因须与张先生的经济措施密切配合，故几乎每天都要与他见面商议。见面既繁，对他的所作所为有极深刻的认识，也从他学到许多宝贵的处事经验。

至三十六年一月，公权先生离开东北，至南京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旋赴澳洲，再转美国定居。他一生虽均从事财经工作，并无蓄藏，后在美国史坦福大学教书，维持清苦生活。其后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曾请他暑假回国担任该所博士班客座教授，因而曾数度来台。他每次回来，我都陪他到中南部各地游览，彼此畅叙往事，不胜感慨。民国六十七年在美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本文摘自《董文琦先生访问纪录》，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

徐蚌会战与首都沦陷

刘毅夫^[5]

在一个阴冷的早晨，联勤总部通知各单位主官，到鼓楼的总部会议室开会，我还是第一次参这种规模盛大而庄严的会议，会场中都是上中将高级长官，像我这样的小少将足有一两百。

会议开始后，郭忏总司令就宣布了此次会议的目标，他说：「统帅部已决定在徐州与共匪决战，这是一次有决定性的大会战⋯⋯」，他的话说了有半个多小时。多数是数目字，我真钦佩他记忆力之强，对后勤补给，支配得清清楚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在业务上的致词。我对他明智与果断，非常敬服，并且有些惊异。

兵慌马乱还有人告黑状

他致词完毕之后，当即分配执行任务，如：「蚌埠存粮十万包，抽五万包即运徐州，由芜湖存粮中抽五万包运蚌埠补足」、「运襄樊的冬服二万七千套，改运徐州⋯⋯」，他一连串先说了三十分钟的数目字。都分配得清清楚楚。因此也引起了我心中的一段构想。

当总司令说完之后，他又问「诸位还有什么意见」？

官越大的人越懂得沉默，官当久了也懂得藏拙，祇有我这个新官、小官、毛头小伙子沉不住气，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如果决定在徐蚌一带会战，我们必须动用两个铁道兵团，先把铁路修通，同时动用两个工兵团，把公路修通，使徐蚌地带能与南京交通畅通无阻，前方能得后方的充份补给，然后才能⋯⋯」

我话还未报告完，不知道是那位长官厉声申斥，「这裏没你说话的地方⋯⋯」

幸而何世礼副总司令发言主持公道，他说「刘司长的话不无理由，值得考虑。」

我本来被辱得面红耳赤，很想摘下领章上的一颗星，辞官不干，经何副总司令一说，气又平了，这时运输署长赵桂森中将坐我前边，他满面笑容的回头安慰我，也带鼓励的意味说：「你的建议很正确，长官们应该考虑的。」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大型会议，从此是徐庶进曹营，再也不敢发言，学乖了。

徐蚌会战逐渐展开，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到了南京，联勤总部裏的情形好像比前方还紧张，我非常钦佩郭总司令的干劲儿。

我奉命到徐州去视察战场的需要，当即向空总申请了一架专机，带了有关人员飞到了徐州，到徐州后，使我大为吃惊，也大为洩气，这不像是一个指挥大军会战的后方城市，秩序紊乱，人心惶惶，晋谒绥署主任刘峙将军，他虽然仍是面团团的满脸笑容，但笑容裏掩不住烦燥的阴影。幸而我遇见了英气勃勃的蒋纬国将军，我们才能吃到一顿晚饭，饭后即準备乘原机夜航返京，起飞前我徵求自告奋勇的几位青年人，留徐州工作，想不到竟而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每想此事，心就难过，最难过的是把他们的名字都忘记了，这是带兵者的很大错着。

我由徐州回来之后，晋谒郭总司令，报告了徐州见闻，他听了很沉着的不加批评，只问我：「你报告黄副总司令（仁霖）没有」？

我第二天上午看见了黄副总司令，他永远是非常兴奋的满脸含笑，他是总统蒋公的忠实信徒，凡事祇知努力前进，从不退缩，他对任何严重的事也不会紧张，他轻轻鬆鬆的给我一件新任务：「徐蚌会战展开之后，我们要在这几个月裏运二十万新兵到前方去，同时估计前方可能有两万到五万伤兵要下来，这项重要工作交给你了，运输署和军医署会配合你。」

这可是一件不寻常的大任务，都怪我经验不够，又年轻，一口答应了，终于自找苦吃。

有了这项新任务，我立刻展开了布署，想不想竟而有人眼红，背后告黑状，郭总司令派监察处「严查」，我仍然亳无警觉的日夜傻干，有一天监察处邓处长（少将现在台）找我谈话，他是一位国军中很公正的将领，我们过去除在会议室中见过面之后，亳无交往，他忽然亲切的与我握手说：「真想不到，难为你，有人告了你二十多条，我派陈监察官（陈铸上校现在台）带人考察了二十多天，人家告你的二十多条，不但没有过错，而且都是你针对现实工作最恰当的措施，我们据实报告了总司令之后，他非常高兴，要立刻见你，我陪你进去。」

总司令与我也是亳无渊源，他祇是根据邓处长的报告召见我，夸奖一番之后，又端相我一阵，忽然祥和的说：「你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我会支持你，好好的作，将来有更重要的工作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