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上）（第16/19页）

千里赴援的大军行动危机四伏

这时的南京大教场，成了空军集中地，老虎将军王叔铭在机场裏成立了一个作战指挥所，总站长是空军官校二期毕业生罗中扬，当时的物价飞涨，空军生活非常困难，每天任务又多，空地勤人员等于枵腹作战。

我把这种情形报告了郭总司令，他很焦急的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说：「王老虎的指挥所也很困难，我準备每月支援他指挥所六千银元，机场裏的空地勤人员的伙食我来办，免费进餐，日夜供应。」

总司令慷慨的说：「可以，应该，就是又要辛苦你啦，你写个签呈吧！」

我当场写了简单计划，呈给总司令批，他正在忙别的公事，头也没抬的说：「你自己批个可就好了，盖上我图章就行了！」这么爽快办事的长官，对我来说，这是知遇之恩，对国家来说，真是务实的好长官。

我感动之余，又顺便报告：「现在新兵到的很多，住处成问题，我查过了，上海库房裏有一万顶帐棚，正好运动应用，上海库房还有二十万箱牛肉罐头和饼乾，这些东西也应该运来南京，作空军飞行口粮。」

总司令一边批别的公事，微微侧脸苦笑道：「恐怕汤总部不肯拨出来吧！你可以试试看！」

回来后，我派军校七期毕业生童志良上校到上海去汤总部交涉，结果真是徒劳往返，我真气急了，国家到了这步田地，仍然各霸一方，这还得了，据传当时的武汉总部也在保全实力，不去管他。我立即用写新闻的笔法给汤总部写了一篇「警告」，结果很灵验，童上校达成了三分之一的任务，已经不易了，郭总司令也感意外。

大教场成立了招待所之后，空地勤人员能吃饱饭，打的更起劲了，于是又在挹江门成立了一个新兵招待所，派寇邦杰上校为主任，在浦口成立了一个伤兵招待所，派杨成德上校为主任，当时的津浦铁路局长是陈舜耕先生，他对我说：「说实话，如换了别人在站上设指挥所，铁路局準倒霉，至少要派两列火车侍候了。」从这时我与陈先生作了好朋友。

南京仍是繁华的，李宗仁那一批软骨头，暗中兴风作浪，对政府处处表示不满，而奇怪的张治中这家伙，他住在沈举人巷，和我正对门，我却一次也没去拜访他，可是他家深夜的灯光给我很大的苦恼，我到十二点一定要睡，他家总是车水马龙，活动刚刚开始，当时我还以为他为国事操劳，等到总统蒋公下野之后，他才露出了真正狐狸尾巴，原来他的家就是和谈大本营。

徐蚌会战的风声越来越险恶，有一天总部裏又举行了会议，仍是以前那两百多人的大场面，祇听郭总司令很沉静而又有些忧急的：「现在已决定要黄维兵团由驻马店、信阳一带往东急进，驰援徐州，前头部队已到了永城，行军行列覆压千余里，这种千里赴援的大军行动，真教人担心，十数万大军，无安全后方，无安全的两翼，也无法得到我们有效的补给，恐怕未抵徐州，已成了一支本身待援的残军。」

当时我的官太小，又看不到军情战报，但总司令的话已够使我们忧心忡忡的了，我们祇能遵照总司令的最后指示，我们联勤必须尽全力支持这一会战，不要在公文手续上咬文嚼字找麻烦，一切要快，有什么就拿什么，这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最重要一仗。

徐州的战事已经够紧迫了，可是黄维兵团更使人担心。

徐州的伤兵已无法由陆上后送，南京的新兵也无法从陆上前运，祇好动用飞机了，总司令命令我邀军医署和运输署开会研究。

国军缺乏合作支援精神

开会时我对运输不太重视，因我知道我们空军的空运能力，一个建制师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运来运去，一些伤兵和新兵，当然不会成大问题，我最关心的是新兵和伤兵如滞留南京，这个繁荣安静的大后方，一定会发生一些想不到的骚扰，记忆所及，在任何战役中，伤兵给予后方的苦恼很严重。

因此：我严格的规定——军医署每天中午，要提出后方医院腾空的床位，根据这些床位的容量数目，通知运输署準备等量的机位、船位、车位，都需要在前一日的五时前报到待命，然后由军医署通知徐州空运伤兵，再通知明光，放行陆上集结的伤兵，由火车到浦口，另由特勤署派人在浦口招待所与大教场招待所负责。会同军医署和慰劳总会，当伤兵下机、下火车之后，即验伤票、沐浴（沐浴时收缴旧军服，目的在检查有无武器及其他危险品）换药，换新伤兵制服，然后开始用餐，慰劳表演，发犒赏及慰劳品，在伤兵们兴趣浓厚之时慰劳结束，随着欢笑上火车、上船，一分钟不许延迟，任何理由不许进入南京市，因此才能使有匪谍活动的南京危城始终无伤兵滋事。

空运开始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滑稽事，军医署派来的负责人是段司长，这天我们派去徐州的飞机是三十架C-46，每架规定运回伤兵三十人，我与段司长同送飞机起飞，我随便问他：「车船準备好了吧」？他说：「昨晚都报到了，三百人乘船到南昌，六百人乘火车到杭州转金华。」我又问：「由机场到码头和车站的汽车準备了吧」？他有把握的说：「準备好啦，运输署派了三十辆道奇大卡车。」

我吃惊了，「那怎么行，三十辆不够啊」？

段司长说：「C-46可载五吨，大道奇卡车也是五吨啊，三十架飞机派三十辆卡车不正好吗？」

我只好详细给他解释：「运伤兵不是载货呀，C-46空间大，伤兵可在飞机上躺着，卡车上可以躺吗？况且用飞机空运回来都是重伤兵，很少能坐着或站着的呀⋯⋯」

争了半天，他又请来了军医署长陈立楷将军，他很同意我的说法，我们共同打电话运输署长赵桂森将军，他也明白了，「啊呀，这怎么办，车都派出去了。」

我祇好硬着头皮说：「让我想辨法吧」，我向装甲兵蒋纬国将军求救，他立刻派来二十部大卡车，仍不够，再向江南汽车公司徵调了十部大型公共汽车，才把问题解决了。

这些都是后方的小事，但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来当时国军中有些军官们的办事态度和方法，仍停留在八年抗战时半原始的方法中，徐蚌会战国军的装备已现代化了，而这些现代化变成了国军的负担。

共匪仍走他们的老路战法，相形之下，我们就一败再败了，人谋不臧，并非共匪有何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