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铁（第5/20页）
汉森以他卓越的想象力重现了这种革命性的惨烈作战方式。他认为大战前由配备轻型武器的步兵进行骚扰起不了多大作用，这样的步兵都是没有财产，买不起铠甲的人；与大军随行的可能还有少数由有钱人组成的骑兵，他们的作用也可以忽略不计。希腊的地理条件不适于马背上的民族生活，也不方便骑兵活动。希腊适合两军较量的平地不多，一旦两军来到这样一块平地，战斗就立即开始。希罗多德写道：“希腊人打仗时，会选择最平坦的地方，去那里作战。”
战斗一打响，身负重达70磅的铠甲和武器的战士就拼命向前跑，冲过两军之间大约150码宽的无人区，直到迎头撞上冲过来的敌军。两军相接时，每人都认准格斗的对手，把长矛从盾牌间的缝隙中刺进去，瞄准没有铠甲遮挡的地方，如喉咙、腋下或下腹部。机会稍纵即逝。因为第一排和敌人一交上手，第二排和后面几排战士的冲势马上被阻，方阵骤然压缩，后面7排人的重量一下子压到正在作战的战士身上。冲击之下，有些人必然会摔倒，或死，或伤，或被后面的战友踩倒。这可能会使盾墙出现缺口。对方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战士就从他们相对安全的位置用长矛乱扎乱刺，努力把缺口扩大。如果成功，接下来就是“盾牌推进”（othismos），进一步加大缺口，并空出地方，以便拔出重装步兵的辅助性武器——剑——来砍削敌人的腿部。“盾牌推进”是具有决定性的战术，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突破”（pararrexis）——承受敌方压力最大的人开始想逃，或者是后排的人离阵逃走；更可耻的情况是，前排的人拼命向后夺路逃跑，使战友们也惊慌起来。
方阵一破，失败即成定局。胜方的重装步兵面前没有了对阵的敌人，就对逃跑的敌方战士乘胜追击，剑矛齐下；“骑兵和手持轻型武器的骚扰部队此时也加入战斗，他们更是凶猛……自从他们进行战斗前的小型骚扰以来，现在是他们唯一上战场的机会，他们或骑马，或徒步，对敌军的残兵败将穷追猛打，以此显示他们也英勇善战。”逃离轻装步兵的攻击殊非易事。重装战士逃跑时可以扔掉盾牌或长矛，但不大可能把铠甲也脱掉。如果能做到，他们会这样做的，修昔底德在写到公元前413年雅典人征战西西里的一次败绩时说，“丢弃的武器比死亡的战士要多”；在生死关头，若是能活命，公民—战士会毫不犹豫地扔掉护身的铠甲，尽管它代价昂贵，而且代表着他的社会地位。然而，即使丢掉铠甲也跑不了多快。经过仅仅半小时或一小时的作战，重装战士已经疲惫不堪，可能既是因为费力搏斗，也是因为吓得全身发软，所以跑不过刚刚投入战场，在后面紧紧追赶的精力充沛的轻装步兵。勇敢镇静的战士可能会结成小队且战且退，公元前424年，雅典人在得利翁打了败仗，参加了作战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做的；他担负起了领导一小群战士的责任，“让敌人远远地就看到，谁胆敢攻击他，他会全力反抗”。然而，队列一旦被冲散，大部分人通常都各自逃命，经常在他们步履蹒跚地即将到达安全地带的时候被杀死。
据估计，打了败仗的方阵可能会损失15%的兵力，或者因战死，或者因伤重而死——常见的死因是腹部被刺破而引起的腹膜炎，或者因溃败时遭到屠杀。不过，如果得胜的一方赶尽杀绝，损失可能要大得多。一般来说，胜利者并不穷追不舍。“（他们认为）追赶逃跑的敌军并不至关重要。得胜方一般都觉得，如果敌人几天后重整旗鼓，愚蠢地再次来犯，他们完全可以和上次一样，再次打败敌人。”于是，“双方通常都愿意暂且停战，交换彼此阵亡将士的遗体”，因为古希腊人一致认为，隆重下葬战死之人是一项神圣的职责。然后，“胜利者在战场上立起胜利纪念柱或简单的纪念碑后，就班师凯旋，急切地想回家接受亲友的赞扬”。既然希腊人作战如此空前的激烈，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像现代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应做的那样，力求全歼敌军呢？汉森坚信希腊人作战不求全歼敌军：“现代意义上的终极胜利以及对失败的一方进行奴役，这些对交战的任何一方都不在考虑之列。希腊重装步兵的作战是小土地拥有者之间的战斗，他们都愿意把战争（也包括杀戮）限制为单一的一次简短而噩梦般可怕的行动。”
对于古希腊战争的这种奇怪的不完整性，可以提出两种解释：一个渊源古老；一个来自古希腊城邦的新鲜特性。我们已经知道，原始人作战非常谨慎，多采用规避和间接的战术，绝对没有希腊战争的那种惨烈，然而，希腊人的作战方法中仍然有着鲜明的原始痕迹。一个是复仇的冲动：希腊人打仗可能不是因为妻子被抢，不过就连现代学者也同意，可能就是英雄时代发生的一个此类事件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即使它可能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然而，他们可能把入侵城邦的土地视为与违反禁忌一样不可容忍的冒犯。如果这是战端的根本起源的话，就可以部分地说明重装战士迅速做出反应的原因。另一种非常原始的感情——满足感——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反应没有达到克劳塞维茨意义上决战的程度。希腊人克服人天生对遭受伤害的恐惧，把人面对威胁的程度推到极限，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大跃进；他们采用重装步兵的战术就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看：用致死的武器进行肉搏是违反人性的，战士们之所以勉为其难，仅仅是因为大家面临同样的危险，肩并肩地排成战斗的队列，互相壮胆。经历了这样的危险后，幸存者自然会觉得自己的职责已经尽到。至于在战场上毫不放松，对败阵之敌穷追不舍，且不说筋疲力尽的重装战士力有不逮，关键是它给战争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思想开放如希腊人，恐怕也难以接受。
另外，至少在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中，我们并不肯定他们是否接受现代意义上的征服。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那段所谓“暴君时代”期间，希腊各城邦中，在阿尔戈斯、科林斯、底比斯，特别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确时有战事；但是，战争的目的通常是扩大联盟，而不是打败并统治主要的敌手。自古以来，“希腊人就一直深深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比如，他们和‘野蛮人’不一样，希腊的战俘在理论上不是奴隶……每年各城邦的人民聚集一堂共同庆祝的那些主要宗教节日”——最重要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有讲希腊语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对希腊人，特别是对雅典人和他们身在小亚细亚，心向母邦（metropolis）的表亲爱奥尼亚人来说，征服是对海外别的民族做的事。他们对外征战足迹远至，在外国海岸沿岸处建立了若干殖民地；但在本土，虽然他们之间常常流血作战，但是，除了斯巴达以外，其他城邦并不企图剥夺彼此的公认权利。到公元前6世纪，城邦开始向集体政府的方向发展；“寡头统治、宪政政府或民主政体遍地开花”。尽管各国都保留了奴隶制，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城邦中奴隶对自由人的比例过去被夸大了。比如，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自由公民—农夫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奴隶；关于除斯巴达人以外的希腊重装战士让奴隶在田地里干活，自己脱身去打仗的说法因此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