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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卡特利奇的外祖父詹姆斯·特纳，在战后回到了农场。这是一个仅能维持生活的农场，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足够的食物来养活特纳一家。自特纳和他的妻子有了14个孩子后，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第一个出生的是女儿，叫威利·安娜·特纳，也就是卡特利奇的母亲。在卡特利奇一生所见过的所有女人中，没有一个能像他母亲那样有效率——她精确地做每一件事情，记得每一件事情，培养她的弟弟和妹妹，管理家庭，因为她的母亲干不动了。母亲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怀孕，或者处在分娩后的恢复期，或者受已成为废墟的南方生活的粗陋现实所限制，而不能指望在她的屋顶下有任何舒适或秩序的奇迹。所以，这个女儿——威利·安娜是一个能通畅地阅读《圣经》的年轻女人，慈善但严厉，掌控了家庭和孩子们。她似乎并不讨厌这种任务，认为这是必要的，但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她学会了越来越多地管理其他人的事务，她发现他们已经完全依赖她了。她经常感觉到这个担子是沉重的和令人讨厌的，但基本上她是热爱它并且需要它的。

当她的弟弟和妹妹长大结婚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威利·安娜开始帮忙抚养他们的孩子，他们很乐意。威利·安娜也乐意，甚至在她遇到李·卡特利奇并和他结婚后，她也没有多大改变。李·卡特利奇瘦高个子，长脸，黑眼睛，留着下垂的黑八字胡，是一个虚弱的人，比她小四岁。安娜自己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大女儿。她安排着时间，消耗着精力，而且似乎很享受在她父亲大农宅里面的那些大型家庭聚会，操持晚餐，而这位老人却心安理得地坐在他的40个孙子孙女中间。他是一个指挥官似的人物，自豪而且自负。外祖父给年轻的特纳·卡特利奇印象最深的是，他如何以最小的努力得到最大的结果，稍微打个手势，轻轻地说上一句话，他就能让其他人去满足他的需要。他是位大爷、老祖宗、老板。特纳·卡特利奇后来作为一个政治记者和编辑碰到过许多老板，但他的外祖父是第一个给他留下持久印象的老板。

詹姆斯·卡特利奇在战后为自己和家庭做得很好。战后最初的几年是很糟糕的，实际上根本没有钱，实行的是一种易货贸易制度，但随着南方经济在世纪之交得以恢复后，在他的孩子们的帮助下，特纳的利益开始扩大到农场之外，在奈索巴县到处开小商店。他在那里的第一个商店是一个小五金店，然后是一个食品杂货店，作为农场的延伸，后来是一个药品杂货店，最后是一个福特汽车分店。在詹姆斯·特纳身上有不择手段的商人的习气，这种习气在他的后代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在他的刺激下他们大多数都努力冲向前去。正如他曾推测的，如果他了不起的女儿威利·安娜能以她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话，那么特纳家族的下一代甚至会做得更好。当然，威利·安娜最大的希望是和她的儿子特纳·卡特利奇在一起。

从童年时起，卡特利奇这个小伙子就感觉到了母亲提倡努力工作的美德，谴责懒惰和酗酒、玩球和渎神。在星期天报纸和漫画出现后，威利·安娜把它们塞到她的床下，在星期一之前不让孩子们看到它们，她甚至不允许星期天在她的房间里吹世俗的曲调。她的丈夫李·卡特利奇是一个忧思和敏感的人，从不多说什么。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一所教会学校里上过学，一段时间当过教师，也曾涉足过地方政治，但现在他在特纳的一家商店中工作。他的祖先也曾是农场主，作为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起初居住在卡罗来纳，后来是在阿拉巴马州，在内战前来到密西西比州。李·卡特利奇的父亲在邦联军中服过役，但未曾参加过战斗，而他父亲的五个兄弟都杀过人，也有三个被杀。家庭留下来的人继续在农场，但李·卡特利奇在和威利·安娜结婚后，被吸收进特纳的家族，他的温文尔雅后来在站柜台时成了一种软性推销，并且给人以深刻印象。

年轻的特纳·卡特利奇的命运也多少要在外祖父特纳的生意中来实现，但不清楚他1922年从密西西比州立学院毕业后应从何处开始。在离家不远的特纳的商店里确实没有什么好工作，全都是由叔叔、侄子、女婿们干的，所以他决定在一个五金批发部门里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因为特纳一家在孟菲斯的一家五金商店里有不大的股份。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很高兴去孟菲斯，以逃避家庭给他的幽闭恐怖症感觉。但当仔细一想，他开始生气了，并且感到愤懑。他觉得他实际上是被赶出家庭圈子了，因为在家里没有为他留什么地盘，这使他感到震惊甚至幻灭，好像这么多年他一直被热情的家庭、堪称楷模的母亲所欺骗，现在如同在一种陌生的宗教仪式上，突然地被派去考验一下他的生存技能。他对这一前景感到害怕，不自信。孟菲斯似乎太远了，就像香港一样远，但实际上只是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之间的一个边界城市。此外，卡特利奇从没有考虑过要生活在遥远的北方，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做五金生意。

他确实不知道如何谋生。在学院他主修科学，在植物和动物学班里他是聪明的学生。他可能是家庭里唯一知道昆虫学这个词的人。他的英语很好，能熟练地打字，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从系主任办公室的半日制工作中得到的全部收获。在上大学期间他干过几种工作，他的母亲不让他有空闲的时刻。他干过的并且非常喜欢的暑期工作是为一家叫作《奈索巴民主》（Neshoba Democrat）的人工小周刊做一种什么都包括但又难以归类的职业。他为这家刊物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招揽广告，直接收订阅的现金，搜集并写作地方新闻条，到工厂帮忙，学习排版，熟悉印刷工，其中一些是三K党成员。这是一种有意思的工作，因为它不像是一份工作，每周都有新的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这个周刊是由一个叫彭努次·兰德的有说服力的乡村编辑主编的。他非常喜欢卡特利奇，欣赏他努力工作的热情及毫无怨言地做任何琐细工作的自觉性。所以，当特纳家庭计划让卡特利奇从事五金生意时，兰德正好在该州的西北角、沿密西西比河邻近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边界的地方，在一个叫作图尼卡的城镇创办另一家乡村周报。兰德喜欢起用像卡特利奇这样精力充沛的多面手在图尼卡发展。当兰德向这个年轻人提出这个职位时，卡特利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现在要辞职离家，他可以向家庭提出的最后要求是用车把他送到火车站。这一天孤苦伶仃的感觉一生都伴随着他：在一个平静的早晨坐上他舅舅乔的福特T型车，行驶在高低不平、尘土飞扬的通往火车站的路上，然后在站台上和乔舅舅站着等火车，后来得到了一本小小的支票簿作为离别礼物。“如果你需要钱的话，”乔舅舅说，“尽管写张支票用。”这意思是和善的，但也带有一丝忧郁，一种分手的现实。在火车驶向图尼卡的途中，卡特利奇感觉到了以后生活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