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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对鲍尔斯的坦率和信念有深刻印象。在他们讨论结束后，格雷厄姆给在棕榈滩的肯尼迪总统打电话，鲍尔斯也在房间里。格雷厄姆向总统称赞了鲍尔斯，谴责了纽约的报纸老板们。当肯尼迪知道鲍尔斯在场后，他要求格雷厄姆稍后再通电话，格雷厄姆照办了。在下一次通话时，格雷厄姆表达了想成为纽约报社业主联合会和工会之间的中介人的兴趣，肯尼迪赞成这个想法。但当纽约报社老板们得知此事后，拒不同意。他们说，如果格雷厄姆介入纽约的谈判，他们就退出谈判。

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相对平静中，西奥多·伯恩斯坦决定，在这次罢工最终解决后，《纽约时报》应该努力向它的读者解释这次罢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日复一日地在谈判桌的背后都发生了什么。伯恩斯坦找了《纽约时报》劳工专家A.H.拉斯金做这件事，拿出了草稿。这是一个不一般的任务。它意味着拉斯金不仅要分析工会及其领袖的顽固要求，而且还要把它同报社业主联合会——包括它的发言人、《纽约时报》的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毫不妥协的做法摆平。在《纽约时报》的历史上，这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是伯恩斯坦一直在报道中禁用的词，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事从未发生过；但如果拉斯金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纽约时报》的副总裁，而且如果发表了的话，那确实将是前所未有的。

当拉斯金开始他的研究时，他一点儿也不惊奇地发现，报纸管理者像任何地方的大商人一样，当碰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时，同样会迅速躲开记者。拉斯金给办公室打电话找布拉德福德没找到，给他的秘书留下了口信，但他未回电话。如果布拉德福德在他14层的办公室，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谈判的话，这只能说他这个管理者锁上了自己的门，不愿意见人，包括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记者，这真令人惊奇。

当拉斯金的报道于1963年4月1日，也就是雇员终于停止罢工回去工作后的一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布拉德福德被它弄得心烦意乱。拉斯金写道，114天的罢工已经结束了，鲍尔斯在他的三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突破。鲍尔斯得到保证每周工作35小时（作为回报，取消了印刷工每天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在和报社老板的契约问题上他得到了和其他工会共同的契约终止日，但不是像他所希望的，在圣诞节前的广告高峰期之前，而是在复活节前的广告高峰之前，这也是不错的；鲍尔斯还设法把自动装备的使用限制在老板想要的三分之一以内，并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分析节省下来多少钱，有多少应给工会。薪水增加了，在两年期内人均周薪12.63美元，大概比没有罢工前多2.5美元。

在拉斯金的文章里，纽约市长瓦格纳和调解人基尔被称赞为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推动者，但鲍尔斯和布拉德福德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未被看作是英雄。拉斯金借被采访者之口说鲍尔斯“诚实、公正、民主——同时难以对付”，“冷漠、有野心，分不清轻重缓急”，但又承认鲍尔斯是“最有能力的和看得最远的”制版技术工会领袖。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被说成是有敏锐的头脑和表达能力，但拉斯金还报道，布拉德福德把“这样一种冷冰冰的蔑视态度带进了会议室，以致调解人经常觉得应当要求宾馆把房间调热”。拉斯金还把布拉德福德叫作“冷漠的”人，是在操作“短导火线”，并且曾说过市长解决罢工的方法是“愚蠢的”，他感到“不舒服，讨厌整个程序”。这篇报道引用瓦格纳市长的话说，经理的力量和劳工的力量由于同样的不称职而导致这场罢工，并且说“这是对双方的互相惩罚”。

拉斯金写完了报道后，交给伯恩斯坦审阅，然后给卡特利奇审阅。卡特利奇阅完后，立即给德赖富斯打电话，问他要不要看一看。德赖富斯说，等到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他会读的。卡特利奇让他在发表之前先审阅一下。所以，德赖富斯把这篇报道带到了中央公园，在那里他可以一个人在湖边来读它。卡特利奇在办公室里仍然不确定德赖富斯会做出什么反应，这篇文章会不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尽管德赖富斯最近扼杀了赖斯顿的专栏文章，但德赖富斯总的表现是值得称赞的，允许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肯定会被大多数报社老板枪毙掉的报道。尽管反对吸烟的社论曾使《纽约时报》在香烟广告上损失了几千美元，但德赖富斯却没有否决这些文章的发表。《纽约时报》的电视批评家杰克·古尔德在大肆张扬的电视智力竞赛丑闻期间，写了一栏文章告诉读者，报人“没有资格披上洁白无瑕的美德的外衣”，德赖富斯也没有反对。古尔德曾写道，一种常见的罪恶是“免费旅游”，也就是说，由一个商业公司支付记者所有的旅行和生活费用，因为这个记者正采访同公司有直接利益的事件，如在加勒比海开一家新的宾馆，或者在欧洲或墨西哥拍摄的一部电影。古尔德还提到了报社的“圣诞节战利品”的传统，私人公司在圣诞节时会给新闻界送大量的礼品。尽管古尔德没有挑出来哪一家报纸进行批评，但《纽约时报》总是被列在送礼单上的。的确，在圣诞节的那一周《纽约时报》的接待室里堆积着新到来的漂亮包裹，有成盒的酒、成篮的水果、银制餐具、照相机以及其他来自纽约各个推销员和商人联络感情的代金券。

德赖富斯会意地一笑，提醒古尔德他的这篇报道将是“打开了一罐飞虫”，但德赖富斯似乎高兴发表它，并且马上在新闻编辑的公告板上贴上一项通知，要求从此以后《纽约时报》的人都要退回所有的礼品包，这个政策显然没有使古尔德在报社里更得民心。

现在读了拉斯金的文章后，奥维尔·德赖富斯把它退回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德赖富斯轻轻地吐了口气，皱起了眉头，但他还是告诉卡特利奇发表它。德赖富斯预料不到它会使他的同事布拉德福德做出什么反应，但德赖富斯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发表它。拉斯金有准确判断能力的名声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这篇文章送进了四层的排版室，那里的印刷工饶有兴趣地读了它。当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看到它时，勃然大怒。他强烈要求德赖富斯重新考虑，但这位业主说他不能这样做。所以，在4月1日，这篇报道发表了，占了《纽约时报》整整两版。很快它在全国得到了喝彩——在《纽约客》上A.J.利布林的一篇文章中——它被誉为新闻独立性的范例。肯尼迪总统后来在同《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人谈话时议论了它，说如果他是德赖富斯的话，他或许不会发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