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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个人的纽带不那么强有力了。《纽约时报》在最近几年似乎成了更少个性的地方，它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也就越来越冷漠了。现在《纽约时报》的老人在看到纠察线时心情是平静的。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罢工期间，特别是在早期阶段，《纽约时报》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了一种冒险和自由的感觉：他们的日常生活现在不是直接围着《纽约时报》转了，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考虑自己，重新评价他们现在的环境，深思未来。他们可以看到，没有《纽约时报》，生活仍然继续，地球照样转。报纸罢工继续，他们获得了自信心和意识；他们悠闲地游览城市的新地区，他们看到了新的人，想到了新思想，感觉到了不作为《纽约时报》人会是什么情况——没有了政治家给予的特权待遇，没有了新闻机构的免费票券，也不能保证一个重要人物会回电话；没有了对这些重要人物的责任感，没有了在写《纽约时报》的报道时所受到的限制，没有了在处理公共事务或私人问题时的个人限制和谨慎的感觉。在罢工期间他们看到了他们生活的两面：一面是更有特权并且多少保持中立；另一面是更少保证但也许更令人满意。他们权衡这两个世界，他们在等待着。他们得到了失业金和工会的好处，他们也可以在电视台、政府、公关公司或杂志社找份临时的工作，收入经常是和他们在《纽约时报》时挣得一样多，甚至更多。《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菲利普·本杰明，在罢工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一本小说——《莫负今宵》（Quick Before It Melts），描绘了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曾去采访过的南极洲。这部幽默小说于1963年出版，影视版权卖给好莱坞得了五万美元。

几乎所有罢工者，行业工会会员和新闻工作者，都适应了这次漫长的罢工，没有遇到大的资金困难。普通印刷工，靠工会基金和国家失业保险来支撑，收入比他们工作时大约少20美元。如果说罢工使有些人的财力受到伤害的话，那就是报纸的老板，还有那些生意受报纸影响的局外人，如依赖地方广告的商店老板、百老汇演出的制作商、地产的买卖者、投资人、投机商、广告员。这次罢工对首次亮相的艺术家，对刚刚从业的演员，对找工作的速记员，对丢了宠物或钻石的人，对做讲演的人——尽管对电视采访没有把握的政治演说家一般会在电视上谨慎说话——是令人沮丧的。然而，这次罢工对世界经济或政治没有任何严重的影响，它并没有持续到要恢复秘密外交艺术的程度，也没有使试探性的手段无用武之地。想着要了解消息的纽约人——尽管没有《纽约时报》，消息就不会那么详细——那就去阅读其他消息资源，或转向电台和电视范围扩大的报道。虽然缺少了《纽约时报》，使电子新闻界失去了它最大的新闻导向，但媒体令人称道地对这种挑战做出了反应。纽约的NBC第四频道还推出了一系列星期天下午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是《纽约时报》那些没有参加罢工的人，他们在罢工期间仍在发布和评论新闻，这些新闻原本是出现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的，如果没有罢工的话。克利夫顿·丹尼尔是这个节目的明星，他的文雅而有节制的举止使人们想起了英国演员莱斯利·霍华德[注：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1893—1943），英国舞台剧演员和电影演员，他最著名的角色是电影《乱世佳人》中的阿什利·威尔克斯。1943年6月1日，他乘坐飞机从葡萄牙里斯本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的途中被纳粹击落，飞机坠海身亡。]。《纽约时报》的所有人都值得称赞地展示了新闻和他们自身——伯恩斯坦和索尔兹伯里，赖斯顿和奥凯斯，博斯利·克劳瑟和夏洛特·柯蒂斯；体育编辑詹姆斯·罗奇，美食编辑克雷格·克莱本，以及其他几十个人。也许只有克莱本在镜头前显得僵硬一些，他在展示自己的烹调手艺时手发抖了，盘子摔碎了，但他把这种神经质的表现归因于他在家庭观众那里太有影响了。当时他正准备倒调味汁，他说“你们拿一个船形肉卤盘，摇一摇，晃一晃……”，结果把自己的盘子晃掉了。

罢工继续到第六周，由于劳动部长甚至肯尼迪总统都不能对调停有所影响，甚至也不能进行严肃的谈判，詹姆斯·赖斯顿便真愤怒了。赖斯顿，连同他的华盛顿分社，全国及海外的分社，纽约总部的管理者和没有参加工会的少数雇员，现在也许比罢工者本人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次罢工。没有参加罢工者没做多少事情仍在领工资，对此感到很不安。赖斯顿特别意识到这次罢工正在使苏兹贝格夫妇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感到极度痛苦。1963年1月12日，赖斯顿为《纽约时报》的西部版和国际版、它提供新闻服务的外埠72家报纸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攻击伯特伦·鲍尔斯和印刷工工会，主张如果必要的话，报社老板们可以找没有工会的印刷厂印刷纽约的报纸，并通过邮递进行分发。赖斯顿的文章如下：

美国总统不能审查纽约媒体。《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明确禁止美国国会干涉媒体自由，但是伯特·鲍尔斯，纽约印刷工的首领，却不仅可以审查媒体，还可以把它们关闭。

一个可以被一位公民任意封锁言论的媒体，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因此在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当中，信息的流通只能被绝对的权力所摆布，而权力的挣扎非常不均衡。因为工会在利用它所有的权力来停止出版，而媒体的所有者没有尽其全力来继续推进出版事业。

这如果是在一个肉类工厂或者钢厂，也许是可以令人接受的，但是报纸并不是猪排或铁栅栏。除非每个人，从杰弗逊，到门肯到杰拉尔德·约翰逊都在对我们开玩笑，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是印刷新闻，挑起事端，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借用伯特·鲍尔斯善意的允许，但是如果得不到，那么在必要的情况下，就不必得到他的允许。

我知道这个观点并不会被所有的出版商所认同，但是记者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份子，而且如果我们无法得到光荣的和平，我们就要默认新闻就像是肥皂一样可有可无的商品，那么我们将会被当作肥皂小贩一样被对待，并且活该如此。

这篇专栏文章被《纽约时报》封杀了。它没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西部或国际版上，而且《纽约时报》还给接受新闻服务的外埠报纸发了一个删除通知。这个决定最终是奥维尔·德赖富斯决定的。当德赖富斯看到赖斯顿的专栏文章时，谈判桌上似乎有了模糊的希望，但这种虚幻的迹象很快消失了。德赖富斯没有把握住任何机会。赖斯顿是失望的，但在这个场合他无力影响德赖富斯。德赖富斯仍然是赖斯顿非常亲密的朋友和赞赏者，但除此之外德赖富斯还是报社业主。他不愿意有意冒犯伯特伦·鲍尔斯，因为这可能引起劳工和经理之间更多的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