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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罢工仍在继续。十周后，在罢工仍在进行时，赖斯顿未发表的专栏文章出现在《新共和》上了，并且有了一个应答者默里·肯普顿。肯普顿尽管称赞赖斯顿的精神，批评《纽约时报》查禁赖斯顿文章的决定，但他并不同意赖斯顿文章的基本论点。肯普顿写道：“我们从中看到了我们经常在杜勒斯国务卿的演讲中看到的、使赖斯顿感到不舒服的恶棍和圣人。”肯普顿认为，赖斯顿的愤慨，主要不是由印刷工人反对报纸的罢工，而是由印刷工反对《纽约时报》的罢工激起的。“他不代表激进也不代表保守的观点，他代表的是《纽约时报》。”肯普顿写道。肯普顿希望赖斯顿讲钢铁厂和肉类加工厂这样的地方的罢工态度不要过于傲慢。“如果一次肉类加工厂的罢工使两万人丢掉了工作，”肯普顿写道，“就存在着值得公众关注的个人利益。”肯普顿的结论是，进行罢工的印刷工，想要证明自己作为工会会员的自豪，而不是作为手艺人的自豪——“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一种社会欠他们的债的观念，就像赖斯顿和我本人关于记者对社会的贡献的观念一样是膨胀起来的。”

这次罢工持续到整个冬天，德赖富斯看起来很沮丧而且疲劳。虽然德赖富斯刚刚50岁，并且看起来身体健康，但他年轻时就有风湿性心脏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征兵体检时发现的。现在作为报社老板，他在极力争取得到一个公正的安抚性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当谈判似乎要在激烈的相互指责中破裂时，德赖富斯说服主要谈判代表继续谈下去，抑制一下他们的敌意。大多数敌意针对的是德赖富斯自己的同事和顾问、《纽约时报》总经理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布拉德福德在这次罢工之前被报社业主联合会指定为联合会对工会的首席发言人。报社业主们意识到了布拉德福德的专横，但他们敬佩他的独立性和信心。他们相信他们找对了布拉德福德这个难对付的使者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反对工会的野心。他们没有预料到工会人士对布拉德福德的反应。如果说有谁在与工会领导会谈过程中，完全无法表现得像“普通人”一样，那就是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其他管理者都多少可以这样做。当布拉德福德和工会人士在一起时，就像是一个贵族学校的校长和贫民窟的孩子混在了一起。布拉德福德的笑，使人想起了爱丁堡公爵在非洲殖民地旅行时经常对土著酋长的笑：头微微低下，以皇室的眼神看着远方，目中无人。在工会的圈子里，不管布拉德福德做些或说些什么，似乎都是错的——他高塔一般的身材是错的，他瘦削、金黄色头发、新英格兰人的英俊是错的，他的烟斗和他的暗色双排扣的外交官服装也是错的。他在谈判桌上面对的是伯特伦·鲍尔斯，这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优势。鲍尔斯是个固执的出身于低层的美国爱尔兰人，曾在波士顿居民区接触而对轻松潇洒的哈佛大学学生没有好印象。当然，布拉德福德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但这对鲍尔斯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布拉德福德稍微显示出一点高傲的迹象，都会使鲍尔斯生硬起来。随着罢工的持续，布拉德福德受到来自报纸所有者、商业界、纽约和华盛顿的政治家与和平人士的很大压力。布拉德福德的举止越来越冷漠和傲慢。不仅鲍尔斯和其他工会人士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曾几次主持调解罢工会议的纽约市长罗伯特·F.瓦格纳，公正的罢工调解人西奥多·W.基尔，《纽约邮报》社长多萝西·希夫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罢工进行到第三个月，希夫女士开始烦恼起来，她退出了报社业主联合会，恢复了她的报纸出版。她觉得，纽约人至少应该有一份可阅读的地方报纸，而解决罢工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希望。虽然开了几十次会议，其中一些会议甚至通宵达旦，但双方的让步却很少，只有更多的恶毒攻讦。使伯特伦·鲍尔斯特别恼怒的是，肯尼迪总统在一次电视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肯尼迪在宣读一篇有利于报社老板们的声明时，指责鲍尔斯坚持没有理由的要求，迫切要求这种争论交给第三方来解决。肯尼迪总统说：“显然，在这次纽约报纸罢工中，国际印刷业工会的地方组织和它的主席伯特伦·鲍尔斯，就任何人所能理解的立场而言，是企图强加一种解决方案，把纽约的几家报纸关掉，使几千人丢掉工作。”

如果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说这番话，鲍尔斯是不会被激怒的，但这些话出自总统之口，对鲍尔斯来说却大失所望。因为总统是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受尊敬的人物，在1960年的竞选中鲍尔斯曾为他摇旗呐喊。鲍尔斯没有把他同他过去接触的波士顿其他哈佛男孩联系起来。现在不仅是鲍尔斯，工会也同样对肯尼迪的批评感到愤慨、不安和惊奇。

肯尼迪发表声明两天后，总统的一个朋友、华盛顿的一个报社老板来找鲍尔斯。这个人就是菲利普·L.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News Week）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格雷厄姆听说《时代》周刊准备为鲍尔斯安排封面报道，他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于是邀请鲍尔斯去纽约他下榻的宾馆进行私下会晤，两个人谈了六个小时。鲍尔斯感觉到和格雷厄姆在一起挺舒服，这位华盛顿的报纸老板不会瞧不起鲍尔斯只受到了十年正规教育。鲍尔斯在社交时是镇静的，口才很好，他在罢工期间获得了很大自信，习惯了在每天电视摄像机镜头的灯光下、同时在成群人的包围中表达他的观点。在罢工期间他和重要的和平使者去了几次高级餐厅，他开始更多地懂得了成功的意义。他看到了21俱乐部的领班如何欢迎著名的英俊的罢工调解人西奥多·基尔，他熟悉了市政厅的内部，市长在格拉西曼森的住所，在那里出出进进的人。鲍尔斯还更近地观察了报纸老板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在冬天如何两次度假，到佛罗里达、拿骚或百慕大——有一次甚至是在报纸罢工期间。高层的全国劳工领袖也过着好生活。在高层，劳工同经理已经没有大的不同。他们已经获得了权力，被邀请出席同样的政治宴会，在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一起，所以你很难区别他们。很快，至少年轻的劳工领袖，会像老板一样，去找同样的裁缝，由同样性感的女修指甲师来给他们修指甲，或许也会和老板们有同样的邪念。

在报纸罢工期间，所有这一切不是突然对鲍尔斯发生的。在1961年他成为印刷工工会主席之前，他当了八年的副主席。他同一个中学教师的婚姻也有助于磨平他高低不平的棱角，增强他的自我意识。但他在1962年至1963年罢工期间的体验是新的、戏剧性的。他现在才理解了媒体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的重要性。所以，当他接到菲利普·格雷厄姆的电话，请他去格雷厄姆在卡莱尔宾馆的套间会谈时，鲍尔斯立刻就去了，并且知道地点。它在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六大街交叉口，是在报纸上经常提到的地方，因为它是哈里·杜鲁门一直待的地方，肯尼迪也经常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