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绘画对抗恐怖：夏洛特·萨洛蒙（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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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洛蒙的作品，或许也可以看作她对自由的颂歌。在她的导师兼情人沃夫森不曾公开的手稿《桥》（The Bridge）中，记录了她描述给沃夫森的一个梦：“我飘浮在空中，被数以千计的镣铐束缚，而一只幼虫挣脱枷锁的欲望，却从这束缚本身生发。”这是颇值得探讨的部分。在通常的印象里，幼虫，尤其是毛虫生长、进化的结果，往往是成为破茧成蝶（人们常常以此比喻获得自由的历程）。在《浮士德博士》里，莱韦屈恩也曾问：“一个人究竟怎样才能抵达自由之境？一个人究竟怎样才能破茧而出，羽化成蝶？”（在他看来，这是人生中唯一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幼虫这个意象，或许还包含其他意义。比如纳粹就曾把犹太人比作寄生虫和臭虫，从而以暴力的方式剥夺他们的人格，以此为手段，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污蔑他们，并为日后的大屠杀制造借口。在《人生？如戏？》的第二幕，萨洛蒙以一幅群体集会的画面开场，暗示纳粹已经接管了权力。在作品里，纳粹的字标志被萨洛蒙故意用相反的方向呈现：“这影响了不计其数灵魂的巨变，终究还是对‘犹太人人格’的塑造！”萨洛蒙将此作为对所谓犹太人是没有人性的劣等种族的回应。她创造了一个德语词“Menschlich-judischen”[7]来作为犹太精神的浓缩（它因为翻译的缘故而失去了原本的力量）。作品中最有利的部分，来自萨洛蒙对自己一段经历的重现。那是在1936年，十九岁的萨洛蒙以犹太人的身份考入柏林国立美术学院（State Art Academy of Berlin）。她面对主考官时，曾有这样一场对话（萨洛蒙在前）：

“你们也接纳犹太人吗？”

“你肯定不是犹太人吧？”[8]

“我当然是。”

“哦，那这并不重要。”（在德语中，这句话的表述带有不确定的语气，与“无所谓”有几分类似。）

由于尚未进入彻底反犹的阶段，柏林国立美术学院当时还被允许招收1.5%的犹太学生，但萨洛蒙却是唯一一个被接纳的犹太人。随着反犹情绪日渐高涨，这所学校刚刚以各种理由解雇、开除了百余名纳粹眼中的“犹太人”（包括与犹太人结婚的非犹太人士）。而根据招生委员会的记录，接纳萨洛蒙的原因，是因为她“心智未开”，并不会对雅利安男孩带来诱惑，影响他们优良的血统。我们已经粗略地了解，正像菲尔斯蒂娜首先表述的：“大屠杀会把女人和孩子放在优先的位置。”这是灭绝行为的中心所在，诠释了纳粹对犹太女人的憎恨和恐惧。但在萨洛蒙开始自己的艺术生涯时，那句“我当然是”显然掷地有声，十分重要。正是因此，她才使自己的身份得到了永恒的认同。后来，当她寄居在“美丽黎明”旅馆时，她毫不犹豫地向当局表明了自己的犹太身份。当旅馆主人善意地提醒她纳粹势力即将控制这片区域时，她回答道：“我尊重法律。并且，当我成为犹太人的那一刻，我便确信这是我唯一可能的身份。”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时，汉娜·阿伦特将提供一个有力的注脚：“直到经过了多年的深思熟虑，我才能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谁？一个犹太人。’因为现实的迫害，这个答案反倒更加明晰坚定。”

当然，萨洛蒙首先并且最重要的身份，是一个画家。这意味着绘画是她用以交换自由的砝码。或许是由于在那样的条件下作画，本身已经是一种成就，《人生？如戏？》才几乎毫不费力，就以戏剧化的方式，触及了艺术创造的本质意义。就像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或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萨洛蒙完成的，更像是一个自然发生的“文本”，一个基于自身无限循环，演绎自我满足的作品（它的结束才意味着新的开始）。她是怎样做到的呢？或者换一种问法，她是怎样深入自己的内心和肉体，来完成这样一部作品的呢？“梦，你告诉我，你为何要拯救我……这泡沫般的幻梦”（在德文里，“泡沫”与“幻梦”两个词是押韵的），她在收场白部分的第一幅画上写道。这幅画罕见地使用了最明亮的蓝色，这在之前的画面中并不常见，但接下来她却以一种狂喜的姿态，以这样的方式一幅接一幅地表现她心中绵延不断的海岸线。“我的梦正浮在蓝色的水面上。是何种力量驱使你忍受如此多的痛苦与折磨，不断塑造、打碎、再重塑自己？是谁给你这样做的权力？”因此对于萨洛蒙来说，尽管遭受苦难，但无论是创作时，还是逝世之前，她都拒绝接受来自艺术史学家T.J.克拉克（T.J.Clark）的“后奥斯维辛”提法——“灰色之灰”。萨洛蒙自己创造了惊喜，她自己并未局限在自己的艺术视野之中。当遁入无尽的受难时，人有何种权力制造美丽的画面，或者仅仅是美妙的色彩呢？那仅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全然放弃自我”，接受来自梦境世界的指引。在作品倒数第二页，画面上只有一连串字符，语词充满了整个画面，她以独一无二的“梦境之眼”审视着这个世界。

因此，绘画其实是将萨洛蒙带到了意识的边缘，以至于她可以从容地介入无意识的空间。卢森堡也有过相似的状况——她曾深深地进入自己的内心，并且迅速让灵魂从自己身上抽离。而萨洛蒙则是投向了另外的界面（绘画是她的全部）。作为一个女人，她并非孤身一人在战时以绘画求生。英国精神分析学家玛里恩·米尔纳在自己著名的作品《无法作画》中就曾以自己为主角，谈论了相似背景下的经历。尽管她的作品直到1950年才出版，但她书写的依旧是“二战”中的故事。对于米尔纳，同时也对于萨洛蒙来说，这种抗争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同时“在本质上也是针对整个社会世界的现代性抗争”。在她的一幅画作中，她表现了一支被高高抛向天空，以至仅仅隐约可见的枪。她在画面的一角写下了日期，表明“这幅画的创作与那场即将席卷整个欧洲的浩劫之间”，仅仅隔了几天。

“追寻作者的生平，来比较一个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来为自由而战，与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如何表达自我的自由联想、揭露自我的无意识世界从而与外界进行抗争之间的不同，是十分有趣的事。”安娜·弗洛伊德[9]（Anna Freud）在给米尔纳的作品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精神分析学的名词“自由联想”——使思想毫无保留地从心底倾泻而出，由此也具备了政治色彩。有些奇怪的是，纳粹明令禁止人们以批判性思维引导自己的思想，却对这种最深刻、最复杂的自我清算熟视无睹（这种思考是以“额外的方式进入到自由世界之中”，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对于米尔纳和萨洛蒙而言，艺术自由所面临的问题，始终与极权主义捆绑在一起。米尔纳就曾写道：“的确，从革命的角度来说，创造性思维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手段，但不同事物相互之间自由影响的结果，当它们以平等的权力确认自我的不同并相互面对时，是否也意味着它们至少有权力成为自己呢？”要知道，战时的人们，正处在自由与生活“都必须德国化，除了德意志再无其他”的状况之下。纳粹全力以赴想要夺取人们心中的“圣地”——这恰恰也是一种“革命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