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第4/9页）

10月至11月间，卡尔维诺到苏联旅行（《从高加索到列宁格勒》），为期大约五十天。一路的旅行见闻集结成《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苏联旅行日记》（Taccuino di viaggio in Urss di Italo Calvino），于第二年的2、3月份刊登在《团结报》上，随后为他赢得了圣文森特奖。卡尔维诺不愿用常规的意识形态思维去判断苏联，于是转而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领悟苏维埃的现实，以此得出了一种正面且乐观的印象（“在这里，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泵，吸收着各种各样的志向：假如一个人身上具有好的一面，那么无论多少，都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尽管他对许多方面也有所保留。

在卡尔维诺离家在外的这段时间里（10月25日），他的父亲过世了。十年后，卡尔维诺在自传体小说《圣约翰之路》（La strada di San Giovanni）中提到了这件事。

1952年

《分成两半的子爵》出版，收录在维托里尼主编的“筹码”丛书中，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却在左派评论界激起了截然相反的反映。

5月，由卡尔维诺编写的《埃伊纳乌迪简报》（Notiziario Einaudi）第1期出版。7月之后，他成为这份简报的责任编辑。

夏天，他和保罗·莫奈里（Paolo Monelli）一起作为《新闻报》（Stampa）的特派记者报道赫尔辛基奥运会，并为《团结报》撰写带有政治倾向的文章。“莫奈里缺乏远见，所以是我告诉他，要注意这里，要留心那里。第二天，我打开《新闻报》，看到他把我向他指出的内容都写了进去，而我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放弃了记者这份行当。”（Nasc 84）

卡尔维诺在《暗室》（Botteghe Oscure，一本由巴夏诺的玛格丽特·卡埃塔尼公主指导，乔尔乔·巴萨尼主编的国际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阿根廷蚂蚁》（La formica argentina）。他继续与《团结报》合作，撰写了多种类型的文章（从未集结成册），包括叙事小说、通讯报道和社会寓言；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完成《马克瓦多》（Marcovaldo）开头的几篇故事。

1953年

继《白帆》和《波河青年》之后，卡尔维诺耕耘数年，第三次尝试创作题材广泛的小说：《女王的项链》（La collana della regina），“一部糅合了现实主义、社会性、怪诞荒谬及果戈里元素的长篇小说”，反映了都灵的工人阶层生活，但是，也注定没法出版。

他还在罗马杂志《新题》（Nuovi Argomenti）上发表短篇小说《青年先锋队在芒通》（Gli avanguardisti a Mentone）。

1954年

他开始为周刊《当代》（Il Contemporaneo）（由罗马诺·比兰奇、卡罗·萨利那里和安东内洛·特隆巴多里主编）撰写文章；前后持续了将近三年时间。

收录在《筹码》丛书中的《进入战争》（L'entrata in guerra）得以出版。

《意大利童话》的编写工作提上日程，卡尔维诺精选并改写了两百则出自19世纪意大利各地的民间故事，并附上简介和注释。在准备过程中，卡尔维诺得到了人种学者朱塞佩·科齐亚拉（Giuseppe Cocchiara）的帮助，他是《经典童话》系列的发起人，这个系列被纳入了“千年”丛书当中。

因为一篇关于第十五届威尼斯电影展的报道，卡尔维诺开始和杂志《新电影》（Cinema Nuovo）合作，之后双方的合作又持续了数年。从那时起，他常去罗马，而且在罗马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955年

从1月1日开始，卡尔维诺成为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主管，一直到1961年6月30日为止；在那之后，他成了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出版顾问。

他在《对比》（Paragone）杂志的文学版上发表了文章《狮子的骨髓》（“Il midollo del leone”），这是一系列颇具分量的杂文之首篇。在当时主流的文化潮流之下，这些文章明确了他的文学理念。

在最具经验和权威的对话者中，卡尔维诺将以下几位称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切萨雷·卡塞斯（Cesare Cases）、雷纳托·索米（Renato Solmi）、弗朗科·福尔蒂尼（Franco Fortini）。

他和演员艾尔莎·德·乔尔吉（Elsa De Giorgi）交往了几年。

1956年

1月，意大利共产党秘书处任命卡尔维诺为国家文化委员会的成员。

他在《社会》（Società）杂志上致信瓦斯科·普拉托里尼（Vasco Pratolini），以此加入到针对小说《梅泰罗》（Metello）的讨论当中。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启了一个短暂而充满希望的时代。“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曾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的，我认为这个词是最贴切的。一方面，我们是而且希望自己是真理的见证者，是为受压迫剥削的人民出头的复仇者，是反对任何欺压行为并且伸张正义的捍卫者；另一方面，我们又以共产主义事业为名，为我党和斯大林的错误、欺压、专制辩护。精神分裂，立场摇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游历数个社会主义国家时，我深深地感到拘束、排挤和敌视。但当火车载我回意大利，穿过边境时，我问自己：在这里，在意大利，在这样的意大利，如果我不是共产主义者，还能有什么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党内关系的缓和与斯大林主义的结束，为我们卸下了心中一块巨石：因为我们的精神形象，我们分裂的个性，终于能够复原，革命事业与真理也终于能够协调一致。在那些日子里，这也正是我们很多人的梦想和希望。”[Rep 60]卡尔维诺以安东尼奥·乔利蒂（Antonio Giolitti）为参考，预见到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可能要进行改革。

3月至7月间，他以《当代》杂志为阵地，参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辩论，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文化路线提出了置疑；晚些时候（7月24日），在中央文化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卡尔维诺与阿利加塔发生了争论，并提出了“一项针对所有目前在党内文化组织居于领导位置的同志的不信任案”[《团结报》，1990年6月13日]。他越来越难以信任共产党高层的政治选择：10月26日，卡尔维诺向埃伊纳乌迪的党组织中由加依梅·品托负责的支部提交了议事日程，谴责“对现实令人无法接受的歪曲捏造”，直指由《团结报》一手操纵，对发生在波兹南和布达佩斯的事件的不实报道，并对意大利共产党没有能力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果，以及东欧正在发生的演变进行革新的状况进行了严厉批判。三天后，支部批准了一则《对共产党员的号召》，要求“领导机构的行为不被承认”，并“公开表示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和匈牙利人民所进行的运动，也完全支持那些彻底革新工作方法，支持在推动全人类的改革中没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