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第6/9页）
9月，他同埃伊纳乌迪和“编年演唱团”的同事朋友一道参加了由阿尔多·卡皮蒂尼（Aldo Capitini）发起的第一次佩鲁贾—阿西西和平游行。
10月，他前往巴伐利亚慕尼黑，后来又到法兰克福参加图书展。
1962年
4月，卡尔维诺在巴黎结识了埃丝特·朱迪思·辛格（Esther Judith Singer），别名奇基塔（Chichita），这位阿根廷翻译家一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工作（直到1984年，她都作为自由译员进行工作）。这段时期，卡尔维诺说自己就像患上了“漫游症”：他不断来往于罗马（他在那里租了一间临时公寓）、都灵、巴黎和圣雷莫。
“利古里亚人分为两种：一种人死守着家，就像贝壳嵌入礁石，你永远无法将他们从那里移开；另一种人则四海为家，随遇而安。可是即便是后者，包括我在内……也要时常回家，我们对于家的牵挂并不亚于前者。”[Bo 60]
他开始断断续续为米兰《日报》（Il Giorno）撰稿，合作持续了几年时间。
《文学样刊》第5期发表了卡尔维诺的杂文《挑战迷宫》（“La sfida al labirinto”），文学杂志《此与彼》第1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圣约翰之路》。
1963年
这一年，所谓的新先锋运动在意大利逐渐成形；尽管卡尔维诺没有参与其中，但仍然时刻关注这项运动的发展。卡尔维诺对于“六三学社”[87]的主张给予关注，但又保持距离，这也成为他与安吉洛·古耶尔米（Angelo Guglielmi）意见不合的有力证据，随后他出版了《挑战迷宫》。
《马克瓦多即城市的四季》（Marcovaldo ovvero Le stagioni in città）出版，收录在“给青少年的书”系列丛书中，并邀请塞尔乔·托法诺（Sergio Tofano）设计了23幅插图（这也成为日后卡尔维诺十分得意的事）。这一年还出版了《观察者的一天》（La giornata d'uno scrutatore），《地产投机》单独成册出版。
3月中旬，卡尔维诺去了利比亚：在的黎波里的意大利文化处举办了主题为《昨日与今日小说中的自然与历史》的讲座。
5月，作为福门托尔奖的评委，卡尔维诺在科孚岛度过了一周。5月18日，他凭借《观察者的一天》在洛桑获得查尔斯·维伊伦奖。
这一年他在法国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1964年
2月19日，卡尔维诺与奇基塔在哈瓦那完婚。
“在我的生命中，我遇到过许多坚强的女性。我的身边不能没有女人的陪伴。我只是一个两头双性生物的一部分，是一个真正具有生物性和思想的机体。”[RdM 80]
卡尔维诺在古巴重游了他出生的地方和他的父母曾经居住的房子。在众多会面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有了一次私人见面。
卡尔维诺为《通往蜘蛛巢的小径》的最新版本撰写了一篇极其重要的序言。
夏天过后，他和妻子定居罗马，住在蒙特·布里安佐路的一间公寓里。这个家庭的成员还有马尔切罗·威尔（Marcelo Weil），这个16岁的少年是奇基塔与第一任丈夫的孩子。每两个礼拜卡尔维诺会去一趟都灵，参加埃伊纳乌迪的会议，处理一些信件。
他在《文学样刊》第7期上发表了杂文《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L'antitesi operaia”），反响平平。在后来出版的《文学机器》（Una pietra sopra）（1980年）中，卡尔维诺形容这篇杂文“是一次把自己的认知融入演说话题当中的尝试（正如我在《文学样刊》上早前发表的那些文章一样），这其中既有我对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不同评价的认知，也有这些年来关于左派问题的本质的认知……也许我做的另外一个尝试就是将不同的元素拼凑成一幅统一和谐的图画”。
在《咖啡》杂志的11月刊上刊登了《宇宙奇趣全集》（Futte cosmicomiche）中的前四则故事：《月亮的距离》、《天亮的时候》、《太空中的一个标志》、《一切于一点》。
1965年
卡尔维诺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发表在1月30日的《重生》上，另一篇发表在2月3日的《日报》上），加入了由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发起的关于新的“技术性”意大利语的讨论。
5月，他的女儿乔万娜（Giovanna）在罗马出生。“活了四十年第一次做父亲，这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更重要的是，我获得了一种意料之外的乐趣。”[写给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的信，11月24日]
《宇宙奇趣全集》出版。他以托尼欧·卡维拉（Tonio Cavilla）为笔名，编辑了《树上的男爵》的精简版并附上评注，收录在“中学读物”系列中。《烟云》和《阿根廷蚂蚁》作为姊妹篇出版（这两篇小说之前已经被收录在《短篇小说集》中）。
1966年
2月12日，维托里尼去世。“我很难把死亡这件事和维托里尼联系起来，甚至就在昨天，他也还是个和疾病无缘的人。那些本质上消极性的体现，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主流，却不属于维托里尼，他总是追寻生活的新面貌。而且他知道如何激发出他人的这一面。”[Conf 66]一年后，在《文学样刊》向这位西西里作家致敬的专刊上，卡尔维诺发表了一篇悼文：《维托里尼：计划与文学》（“Vittorini:progettazione e letteratura”）。
维托里尼逝世后，卡尔维诺对时事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正如他后来所言，他有了一种疏离感，节奏也发生了变化。“早先我完全无法理解，如何将泡在图书馆作为职业……现在这种想法却占据上风，而我是心甘情愿的，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并非是我对日常生活的兴趣减弱，而是我不再有占据社会生活中心的冲动。当然，主要原因是我也不再年轻了。我年轻时所信奉的司汤达主义在某个时间点戛然而止。这也许是新陈代谢的过程，随着年龄自然而来，我曾年轻过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太长了，突然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开始我的老年生活，对，就是老年，我甚至希望它早点开始，没准还可以延续得更长久一些。”[Cam 73]
然而卡尔维诺的疏离感并不意味着与外界的粗暴隔绝。5月，他接受让—路易斯·巴劳特（Jean-Louis Barrault）的邀约，为其导演的戏剧撰写剧本。6月初，他到拉斯佩齐亚参加“六三学社”的会议。9月，他向一位英国编辑寄送了一篇《作家力挺越南》（“Authors Take Sides on Vietnam”）的论文（“在一个没有人对自己感到满意或问心无愧的世界中，也没有国家或机构能够奢望体现出一种普遍的想法，甚至无法仅仅反映自己特殊的真相，越南人民是唯一带来光明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