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第5/9页）
卡尔维诺将近期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一篇讲稿，献给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并且与一部分左派评论者进行争论。
卡尔维诺创作独幕剧《小长凳》（La panchina），由塞尔乔·里贝洛维奇（Sergio Liberovici）谱曲，10月在贝加莫的多尼采蒂剧院上演。
11月，《意大利童话》出版。这部作品的成功巩固了卡尔维诺“寓言作家”的形象（一些评论家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卡尔维诺是一位撰写理论性文章，而且具有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
1957年
《树上的男爵》（Il barone rumpante）出版，同时在第20期《暗室》杂志上发表了《地产投机》（La speculazione edilizia）。
卡尔维诺在《开放之城》（Città aperta，由一群意见相左的罗马共产党知识分子创办的期刊）上发表了寓言故事《安的列斯群岛的绝对静止》（La gran bonaccia delle Antille），以此来嘲讽意大利共产党的保守主义。
在安东尼奥·乔利蒂离党之后，8月1日，卡尔维诺向都灵联合委员会递交了一封书信，言辞恳切，辞去了党内所有职务，这封信于8月7日发表在《团结报》上。在这封信中，卡尔维诺除了阐明自己持有不同政见的原因以外，还表达了自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民主发展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此外，他也回忆了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斗争，及其在他的知识和人格形成上起到的重大作用。
然而，这一连串事件仍在卡尔维诺的态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事使我疏离了政治生活，也就是说相较于之前，政治在我内心中占据的空间，相较之前小了很多。从那时起，我不再将政治看作生活的全部，也对它失去信任。如今，我认为政治对于社会表现出的各种事物的记录，相对于其他渠道有所滞后，同时，我也认为政治常常会采取一些过度和欺骗的行为。”[Rep 80]
1958年
卡尔维诺将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女王的项链》截取出部分片段，题作《车间里的母鸡》（La gallina di reparto），发表在《新潮流》（Nouva Corrente）杂志上，并在《新题》上发表了《烟云》（La nuvola di smog）。这一年，篇幅宏大的《短篇小说集》（I racconti）问世，并在次年获得巴故塔奖。
卡尔维诺与周刊《明日意大利》（Italia domani）及安东尼奥·乔利蒂主编的杂志《过去与现在》（Passato e Presente）合作，就新左派社会主义者的问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讨论。
有两年的时间，卡尔维诺与都灵的“编年演唱团”合作，在1958至1959年间为里贝洛维奇（Liberovici）的四首歌曲创作了歌词（分别是《悲伤的歌》《秃鹰盘旋的地方》《越过大桥》和《世界之主》），也为费欧伦佐·卡尔皮（Fiorenzo Carpi）的歌曲《在碧绿的波河上》创作了歌词。卡尔维诺还为劳拉·贝蒂（Laura Betti）的歌曲《老虎》和皮埃罗·桑蒂（Piero Santi）编曲的《都灵之夜》写过歌词。
1959年
《不存在的骑士》（Il cavaliere inesistente）问世。
这一年是《埃伊纳乌迪简报》发行的第八年，它在当年第3期出版后停刊。《文学样刊》（Menabò di letteratura）开始发行第1期：“维托里尼在米兰的蒙达多利出版社工作，而我在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在维托里尼主编《筹码》的整个时期，都是我代表都灵方面的编辑部与他联系的，因此他希望我的名字能够和他的一起作为共同主编出现在《文学样刊》上。事实上，《文学样刊》是由维托里尼发起和主持的，他决定每一期的排版，与他合作的伙伴共同讨论编辑工作，并亲自收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Men 73]
卡尔维诺谢绝了社会主义日报《前进！》（Avanti!）的合作邀请。
6月底，斯波莱托两个世界文化节上，在戏剧《相簿纸》（Fogli d'album）的演出当中，插入了改编自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一张过渡床》（Un letto di passaggio）的短剧。
9月，卡尔维诺的哑剧《跳吧》（Allez-hop）在威尼斯凤凰剧院上演，由卢奇亚诺·贝里奥（Luciano Berio）谱曲。事实上，除了创作小说和杂文，进行出版和编辑的工作外，卡尔维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对戏剧、音乐和表演抱有长久的兴趣，尽管他这一类的作品并不丰富。
11月，卡尔维诺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前往美国旅行，走访了美国几个重要城市。这趟旅程长达六个月，其中四个月他都待在纽约。这座城市深深打动了卡尔维诺，因为他与其复杂的环境建立了某种联系。数年后，卡尔维诺提到，纽约是他感受最为深刻的城市。更甚者，在为《ABC》周刊撰写的第一篇稿件中，他写道：“我爱纽约，这种爱是盲目的，也是沉默的：我不知道如何用自己喜爱纽约的理由反击那些憎恨这里的人……其实，大家也不明白为什么司汤达如此喜爱米兰。我是不是要在自己的墓碑上，就在我的名字下方写上‘纽约人’？”（1960年6月11日）
1960年
卡尔维诺将三部作品整理成《我们的祖先》（Nostri antenati）三部曲，同时附上了一篇颇具价值的前言。
在第2期《文学样刊》上，他发表了随笔《物质世界的海洋》（“Il mare dell'oggettività”）。
1961年
卡尔维诺的声名愈发巩固。面对络绎不绝的邀约，他拿不定主意是该满足自身对于不同事物的好奇心，还是该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一段时间以来，各方的合作请求源源不断：日报、周刊、影院、剧院、电台和电视，无论是考虑名或是利，这些邀约对我的吸引力都不相上下，但也着实令我在几种情况之间挣扎，一方面害怕在这昙花一现的事情上面耗费精力（有的时候我想效仿其他更富有才华和多产的作家，后来却发现保持沉默、不去刻意模仿反而更令我愉快）；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专注于‘著书’，此外，我也怀疑，即使是撰写任何有关时事的文章，最终还是在创作会流传下去的东西。总之，我既不是为了报纸，也不是为了某些外在因素，同样也不是为了自己写作。”[写给埃米利奥·切奇的信，11月3日]在被他拒绝的合作提议当中也包括与《晚邮报》的合作。
卡尔维诺根据自己在美国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写下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Un ottimista in America），但在完成初稿后，他却决定不予以出版。
4月，卡尔维诺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了为期十五天的旅行：分别到哥本哈根、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举办了讲座（讲座地点均为当地的意大利文化处）。
4月末5月初的时候，他到马略卡岛出席福门托尔国际奖的颁奖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