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弟弟汉斯(第8/9页)
他神情黯淡地呆看着前面。“汉斯,”我说,“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糟!是什么时候的事?昨天还是今天?”
他低声说,不,这是几星期以前的事了。我看出,弟弟情况不妙。他怎会这么疑心,觉得被人追踪!他怎能几星期之久担心害怕!我对他解释,如果他的上司把话当真而想开除他的话,他早就被开除了。我又说,年轻同事不尊重他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自己年少的时候,不也老是拿年长的人开玩笑吗,当我处在年轻人中间的时候,有时也觉得自己老了、无趣了,一旦年轻人察觉到我们的感觉,他们就喜欢装腔作势,让我们觉得自己不行。我鼓励他,安慰他,他也听进去了。他承认,年轻人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胜任目前的工作了,他觉得越来越费劲,并且从来也没有过乐趣。他问,有没有可能在别处找个工作,我能不能帮他,我不是有一些朋友和关系吗。
我的心刺痛了一下。我十分愿意为他做点事,十分愿意受到他的拜托,可是我太清楚,他说出这话有多难。他这样来找我,心灵一定极端痛苦。很显然的,在这儿他已经无法忍受下去了,无论如何都要走——但是,为什么他又那么害怕被辞退呢?
我又开始安慰他,答应他,一定会为他想办法,不过我也提醒他,如今找事不容易,到处都在裁员。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事情之前先不要辞职,他还得养家糊口呢。想到这一点,他好像被吓着了,希望当做什么也没说过。可是我坚持要他把心思都说出来。这时他说,他只希望离开这里,离开这办公室,随便到哪儿去都行,也不一定做秘书工作,钱少一点也无所谓,比如做办公室勤杂工或者货仓看守都行。
他心灵的痛苦我很入心,我安慰他说,以前也有过不少次,看似前面已无路可走,结果还是都走过来了。我说,我在这里的这些天里我们要好好商量他的事,如能定下计划,我一定会帮他的。他同意了,脸上郁结消除。晚餐的铃声响了,我们一起去吃饭,喝了点酒,聊起从前的事,汉斯轻松起来了,还有点高兴的样子。大厅里有棋盘,我们坐下玩儿时玩过的游戏,我们没有小时候玩得好了,不过棋盘和棋子、手的动作和思考的模样把我带回童年,几十年没有想起过的事物,比如我们巴塞尔老家橡木饭桌的气味,那时我的一个玻璃球里的小白羊,等等,啊!那遥远的生机勃勃的世界,我们童年的原始森林!见到弟弟输棋时脸上显出的孩童般的惋惜神情,我感觉到,他也有点着迷了。逝去的时光带来多少甜蜜啊!
汉斯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告别了。我回到房间去,刚才的一点轻松快乐一扫而光,我忘了我们的晚餐和棋盘,耳中想起弟弟压抑的声音,这是多年来我没有听过的声音。情况真的很糟糕,我马上感觉到弟弟陷入生命的严重危机了。他又怒又怕地谈起办公室里的年轻人,好像他们真能够控制他似的!这已经有点跟踪狂的影子了,还有他来来回回又想辞职又怕被辞退,这也不是好现象。他情愿做办公室勤杂工,这一点我不觉得是病态,倒觉得是正面的想法。我开始翻来覆去地想,能够在哪位朋友那儿为他找个职位,可是没有一家不是老早就在裁员,没有一个不在为他的职工发愁,特别是为那些有家的职工。就算找到个事,在一个人家不认识他、又没有二十年工龄的地方,他能够维持多久呢?不管留下或者离开,我知道,弟弟现在陷入他的老敌人手里了,这就是对自己的怀疑、对复杂而残酷的世界的恐惧。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后来疲乏了,只见到弟弟抬起童稚的脸对着我,那张我打他时他对着我看的脸。这张脸一直陪伴我到入眠。
接下来的几天里,出乎意料来了许多工作,我整天和信件、电话打交道,还有访客不断,等我匆匆和汉斯见一面时,又有别人在场,他也不像那天晚上那么压抑和激动。我们没有多谈,可是我心里仍然很为他的事着急,我决定,不把他的事解决好就不离开。汉斯身上的危机情绪,如果不是正好也存在我自己身上的话,我就不可能那么清晰地感受到。当时,我的存在从外部和内部同时受到威胁,使得我也能够见到他人身上类似的情况。多年来对我少言寡语的弟弟,现在肯把心思都告诉我,大概也是因为他感受到我的状况与他相似吧。
在这困难的时日里,有件事令我很高兴,有个周末我的两个儿子来了。他们是星期六到的,我要他们和我一起去看望他们的叔叔,我想,这说不定会令他兴奋、令他惊喜。我们到的时候,汉斯和他妻子还有他们的大孩子都在,小儿子作为交换学童在瑞士法语区一户人家那里,那家的儿子则在汉斯家,他来学德语。我的儿子同两个男孩聊天,我和汉斯坐在长沙发上。汉斯很友好地听着我们闲聊,可是可以看得出,经过一星期的工作,他已十分疲倦,我看见他不时偷偷打哈欠。他看起来心境相当平和,样子疲惫,脑子里空荡荡,但是并不烦恼,他有点冷,站起来好几次,到正要熄灭的炉边,把手放在烟囱上取暖。我们坐了一小时,告别的时候,他还是站在炉边,双手放在烟囱上,他疲惫、友善的脸弯向前方。此刻,我还见到他冷得有点发抖、疲惫地站在炉边,显然在等待晚上上床休息。
没有任何预感告诉我,我再见不到他了。相反,这次拜访麻痹了我对汉斯的忧虑,他温和的疲倦、他的哈欠、他安静地站在炉边半睡半醒的样子好像传染了我。这天黄昏时刻,我既见不到抬起脸控诉着的小汉斯,也见不到工厂灰色人流里的汉斯,又见不到最近在我旅馆房间里用那么压抑的声音对我讲述心中苦恼的汉斯。我只见到了平日的汉斯,见到星期日的汉斯,他高兴明天是星期日,就像我高兴明天和孩子们度过一样。没有任何不安警告我,要我后天把汉斯约到旅馆来谈他的问题。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走了,过了很愉快的一个晚上和一个星期日。
几天后,我还穿着睡衣和拖鞋坐在小书桌前写信,有人敲门,告诉我楼下有位先生要见我,那是一位牧师。我换了衣服下楼去,见到阅览室里坐着一位白胡子的先生,第一眼我就看出,这并不是一次礼貌性的拜访。他自我介绍,是汉斯所属教会的牧师。他问,汉斯今天到过我这里没有,我马上知道事情不好了,难受和惶恐占据了我的心。他告诉我,这天早晨,汉斯比平时早出门,天虽很冷,他却没有穿大衣,一小时后,办公室来电话问他的情况,因为他没有去上班。我把汉斯告诉我的事讲给牧师听,这些他都知道,他知道的比我多。汉斯害怕被辞退,那是他想像出来的,在汉斯来找我之前,他已找过上司,人家向他保证,不会辞退他的。他来找我的时候把这给忘了,或者不相信那是真的。我向牧师讲了弟弟少年时的一些事,他点点头,他对汉斯认识很深,对这事的看法与我相同。我们都十分担心,不过我们不往最坏处去想,我们主要想到我弟弟的妻子。我们暂且假设,汉斯在林子里跑,在那儿挣扎着、诅咒着,等他跑累了,就会回家去。我不知道,是企盼的力量还是狡猾的直觉,使我不但能够劝说汉斯勇敢的妻子保持希望,自己也能相信,失踪的人会回来。我信任汉斯身上的童稚气和信仰,他接受政治和社会现状,即使他是这现状的牺牲品,他也承认神的秩序,他不会消灭自己的生命的。他会带着他的沮丧和绝望在林子里,在乡间大道上跑,把自己弄累了,一天,说不定两天,他就会回来的,会平安回来的,至少身体会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他精神上出问题了,他的妻子比我还清楚。她对我讲述了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显示出他精神上的问题,她也证实了,他不相信厂里会留他,他们的保证只让他安心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