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尤达大师们，十年之前……我一无所知，或者说一知半解（第6/7页）

我机械地应答着，都没过脑子。他迅速地爬到了自己的铺位上，然后翻开一本书，我甚至不敢抬头看书名是什么。我终于解决了生理需求，又就着水池上的水管喝了不少水。

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左右，一阵尖锐的金属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但是之前，我一直以为身边有一个这么恐怖、这么有威胁性的狱友，我肯定睡不着。狱警给我们送了点儿吃的，乐观一点儿看，勉强算是一顿早餐。我的狱友什么也没说，狼吞虎咽地把自己餐盘里的食物吃光了。然后，七点钟左右，在“大山”先生全然冷漠的目光中，我被一名狱警带走了。

拿了一根小木棍、一个巨大的橘色垃圾袋，我就被指派去公园和商业广场捡垃圾。在这些地方扔垃圾的人真是浑蛋。晚上七点钟，我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公益劳动，回到了囚室，又见到了我那个似乎患了缄默症的狱友。当然，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跟他有一丁点儿的接触，但是，除了那天跟我说的那几句，他已经好几天没说话了。他读书，睡觉，连着做百十个俯卧撑，洗澡，睡觉。有人悄悄跟我说过，他被抓进来之前是个运动员，但他的行为举止看起来就像个傻子。然而，我的焦虑和不安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丝毫的改善。

来这儿的第一个晚上，我实在是累极了，算是睡了个好觉。之后就再也没有那种福气了，睡眠质量简直糟透了。上铺的“大山”先生鼾声如雷，翻身等同地震，于是下铺的我悲惨地被惊醒N次。在食堂，我也尽可能地扮演透明状，大口大口地吃着各种馊粥烂饭，这时候突然有什么东西快速地拍了我一下。扎克（“大山”先生的小名）从来不和别人讲话，他也不会给人脸色看，当然，也并不和蔼可亲，并且他也不斗狠，这样的表现在这个地方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在加利福尼亚的监狱里，为了当老大，大家肢体上的冲突从来没有断过，愤怒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有一张面孔是鼻青脸肿的……不那么美好的小意外。当你还是一个“公民”的时候，有人打你你可以去告他，但是在监狱里，遇见这种情况，你最好声称是自己不小心滑倒了。扎克每天的生活很规律，坐下，吃饭，洗澡，然后回到自己的囚室。其他人，甚至那些平日里经常敲诈弱势群体的小头目，想抗议点儿什么的时候也是另外一副嘴脸，头目会亲切地和扎克打招呼：“扎克，这太过了吧？”“兄弟，还好吗？”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对他说：“你先来吧，我不急。”狱警们对他也是和颜悦色的。对以上这些示好的表现，扎克从来都是点点头，表示回答，嘴角连些微的上翘也没有，真的是不动声色啊。

短暂的适应期之后，我确定自己未来的几天都会生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平静之中。因为我的室友是扎克，虽然我也怕他，但是我要黏着他，寸步不离，食堂也好，浴室也好，图书馆也罢，总之，他去哪儿我去哪儿，一定要保持寸步不离。

开始的两天平静无波。我每天捡捡易拉罐、汉堡包装纸，或者是用过的避孕套什么的，不算累活儿，也不需要时时刻刻精神高度集中。所以，我一边干活儿，一边想我的全球医疗旅游方案，考虑需要面对的问题和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我那四个银行界的朋友应该会很奇怪，我怎么没跟他们再联系就匆匆忙忙地回法国了。我决定出去之后，一定得想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解释这几天的突然失踪。当然，每当我回到囚室之后，隐藏在心底的恐惧和不安就会立刻涌现出来，将我淹没。显然，扎克没有一点儿交谈的欲望，而我也只好继续扮演透明状。

第三天一早，我的工作内容更新了，我被派去给街上需要帮助的行人和游客提供帮助。一定是因为我前两天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看来我在捡垃圾方面果真有一种非凡的天赋。领一群小屁孩儿过马路这种工作大大减轻了后背的负担，其余的工作就很无聊了，非常无聊。给老人或者残疾人送“慈善餐”，帮他们做点儿家务，帮他们洗澡，扶着他们走几步路。当然，我做的这一切都在监控中。每天晚上，会有一名社工过来检查该做的工作是不是都做好了。这些工作真是要多没劲有多没劲，没有最无聊，只有更无聊。另外，接下来的时间一点儿也不轻松，我得照顾两个残疾的老人，其中一个是天天吃甜食、大骂医生，还对我颐指气使的糖尿病患者。更糟糕的是，我还得照顾一个发育迟缓，跟着单身母亲一起生活的孩子，还有黛丝夫人，一个癌症晚期患者。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黛丝夫人的女儿把她接到了家里。我讨厌去黛丝夫人家，她简直就像一个只会呼吸的干尸，浑身插满管子，没有一点儿活力，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吃过镇痛药之后，她的思维常常游走在另一个世界，那是个中心地带，既不是我们的世界，也不是天堂。我再重申一遍，我是个无神论者。她女儿来的时候，我更烦恼。因为她会脸色惨白地站在黛丝夫人的床边，强忍住眼泪，一遍一遍地低声重复着：

“妈妈，亲爱的妈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爱你，妈妈。你还在我身边，但是我还是如此想你。”

然后她转过身来，用依旧颤抖的声音对我说：

“我母亲是一位出色的女士，不是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才这么说。她是一个杰出的人，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她的离开会让人痛彻心扉。”

第七天的晚上，也就是我出狱前的那个夜晚，我执行了自己的最后一个任务：去黛丝夫人家帮她换洗床上用品，并且帮助她洗漱。当我进入那个充斥着痛苦和死亡气息的小房间时，我惊呆了。黛丝夫人坐在床上，瘦弱不堪，用“皮包骨”来形容她一点儿也不为过。她身上各种输液的管子都被拔了下来，散落在地上。我来了她家这么多次，她第一次如此清醒。

“孩子，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可怕的，请转告我的女儿我爱她胜过一切。”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冷静和坚定。她向我伸出双臂，一双骨瘦如柴、布满瘀青和针孔的手臂，然后，笑着对我说：“请抱抱我，好吗？我要走了，没什么可怕的。”

有那么一刹那，我特别想夺门而出，逃离这一切，因为从来没有人在我眼前离开这个世界。像很多人一样，我对死亡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再者，我不知道……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大手在我的后背推了一下，力道强劲，却又出奇地温和。我坐在床边，把黛丝夫人抱在胸前，动作轻柔，生怕弄疼了她，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我和她说了好多话，用法语说的。但是之后我想不起来自己当时都对她说了些什么，这些无关紧要。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在我怀里瘫了下去。她死了，终于远离了那些痛苦。我把她平放在床上，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点儿什么。把她的双手交叉起来，做祈祷状？我不清楚她是不是基督教徒。我木然地待在她身边，就那么坐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