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炼金术（第5/11页）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犹如一只展开双翼的飞燕。大半个夜晚，我们津津有味地坐在台下看戏，而心中一直翘首以待的，就是金兰寡妇那意味深长的一跃。

越过窗户外那片棉花地和浅浅的河道，我们看见杨迎背着她祖父传下的牛皮公文包，走到了戏台的边上。一直在那儿抽烟的严助理走出了树荫，叫住了她。

她看到这个衣着考究的文教助理突然从暗处斜穿而出，起先是吃了一惊，随后她的脸上现出虚幻的笑容。严助理捋了捋额前的头发，眉头紧锁，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们站在楝树下说话，即便是没有调试高音喇叭时发出的嗡嗡蜂鸣声，由于距离太远，我们也无法听清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杨迎的一只手不时地摸捏着书包带，低着头，脚尖蹬踢着树下的石子，身体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晃着。她一度想离开他，并成功地朝前走了几步。严助理蛮横地拽住了她的胳膊，不过，他用力过猛，杨迎站立不稳，差一点跌到了他的怀里。很快，他们又恢复了合适的距离，不远也不近，谈话仍在持续……

“我怎么觉得……”朱国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楝树下的那两个人，神情肃穆地对我们说，“这个淘汰的芭蕾舞演员与暑假里从杨家大院里出来的那个醉鬼是同一个人……”

在另一扇窗户边，刘胜利正和德顺小声地议论着什么。刘胜利说，其实女人的乳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乳头的颜色也差不多，就像熟透的桑葚。他们经过压抑的、胆怯的笑声在教室里回荡。过了一会儿，德顺说，班主任只要在黑板前稍一走动，胸脯就会像盛满水的……而她的乳罩有时竟然是黑色的。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当然导致了成绩的下降……

任凭我们怎么向他们挤眉弄眼，暗示他们——梳着齐耳短发的班主任已经走进了教室，他们还是越说越下流、猥亵……班主任面红耳赤地走到他们身边，用手里的鸡毛掸子在他们的脑袋上各敲了一下，然后，她装着没有听见他们的话似的，温和地笑了一下：“时间不早了，你们回家去吧。”

我们走出了校门，沿着河边朝戏场走去。楝树下空空荡荡的，严助理和杨迎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

假如你想知道……

假如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就得留意远处微弱的光线。有时，为了弄清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弄清正在失去的时间所蕴含的奥妙，你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了比较或甄别：两朵花蕾的花形、花束所暗示的意义；两只在阳光中伸出的手，掌形、圈纹和饰物；书籍的一页和另一页；晚霞满天的黄昏所照亮的一棵树，静立在雨中的被更改过的广告牌……

有时，你还会比较两个女人的喘息、呼喊：其中的一个在成熟棉花地里飞奔，棉铃的青果扑打着她的脸，耳畔风声浩大；而另一个却已在街道湿漉漉的拐角悄悄隐匿，只留下了一团暗红的光影……

那些正在远离你的事物不可避免地成为画布陈旧的背景，成为附属物和陪衬，正如妒火熄灭后留下的灰烬，或者，凋萎的花束尚未敛迹的余香。

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往往是事物内部的一致性，不同的情境所带来的惊悸、喜悦、沮丧和战栗的一致性。白天，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入非非，入夜，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压住我的心。

刘胜利偶尔会到我的病房来看我。时到今日，他是少年伙伴中唯一与我保持联络的人。要是我的心情尚好，而他腰间的BP机尚未发出一连串的鸣叫，召唤他离去，我们就会聊上整整一个下午。

他总是提到过去。在他看来，我们曾经经历的两个时代并无太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过去以一种隐晦的方式与未来相连。他举例说，过去显赫一时的造反司令部现在则变成了乡镇企业的办公室，严助理成了严经理，会计成了出纳……当然他还谈到了性。生活倘若不是受难的徒刑，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游戏，只不过，与少年时代相比，我们在游戏前预先就知道了其中奥妙而已。

他说起了许多年前的一次图画课：迟到的杨迎出现在操场上，立刻激起了我们恶作剧的欲望。我们解开各自的裤腰带，连成一条长长的棉绳，在两排课桌间的过道上设下绊索。杨迎背着的牛皮公文包令人联想到国民党军队的女谍报员，而她手里拎着的饭盆似乎藏有鸠山队长梦寐以求的密电码……当她被绳索绊倒，发出“哎呀”的叫声，身体前倾，额角在桌腿上碰出血印，当她张大了嘴巴环视教室，在人群发出的哄笑声中不知所措的时候，她的一切都是神秘的。

类似的情景我们不难看到。班上的每一个男生都在想出各种办法捉弄她：她站起来朗读课文，却发现辫子被人用图钉钉在了后排的课桌上；当她坐下的时候，板凳被人抽空，我们一次次看到她仰面摔倒。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朱国良暗中伸出的一只脚就会将她掀翻在路边的稻田里……

“这是一个古怪而荒唐的逻辑，”刘胜利对我说，“我们一刻不停地折磨她，监视她，只不过是在向她表达眷恋……”

他甚至说，到了小学四年级，他过早地开始了手淫……在课堂上，他的眼睛始终离不开她耸起的肩胛，她光裸的手臂，辫子上的红绸布……只有一两次，他将目光投向班主任，当她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打量她军裤的皱褶……

假如杨迎不是猝然死去，很可能……他的脸红了，可我对他过于坦率的供述并不介意。

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无法摆脱这样一个错觉：杨迎的死去与我在火车上遇见韩冰发生在同一个时刻。而实际的情形是：杨迎去世后的第三年夏天，我才踏上了通向另一座城市的火车。

纠缠在这样一个错觉中，记忆受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其一是杨迎的尸体。她的尸体被人从养殖场的粪池中打捞上来之后，一直停放在那座老房子的二楼。我们即使戴上厚厚的口罩，也无法阻隔扑鼻而来的臭味（我又想起了那朵幽暗的花朵，它和一方手绢一道别在她的胸前。由于花香的蛊惑，仿佛她本人就是这样一个香味的贮藏物。她是那么的喜爱洁净，最后却一头扎进了粪池，漂浮于粪便污物之上的是一双红色的塑料凉鞋）。

另一个压力来自火车的鸣叫。它喘息着冲破灰蒙蒙的雨帘，停靠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我看见韩冰嚼着口香糖，盘腿坐在靠椅上看书。她的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侧，正用水果刀将一只柚子切开。